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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漫话:“兴衰无不本于闺门”

2010-04-14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本报特约记者 计亚男 柳霞 我有话说

读书报:研究苏轼的专著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研究苏洵、苏辙的相对较少,曾先生的特点是对三苏父子都作过全面研究,这与您是四川人有关吧?

曾枣庄:没有太大关系,倒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林批孔批周公有直接关

系。因为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批林批孔时,苏轼被定为儒家、反动派、顽固派、典型的投机派。骂苏轼为儒家,我无所谓,即使当时正在崇法批儒,但在我心目中,儒家未必不如法家;骂苏轼是反动派,我也无所谓,这是政治问题、时过境迁,立场一变,结论也会变;骂苏轼是顽固派,我更无所谓,因为顽固也可说是立场坚定,是“不可夺者,?然之节”(宋孝宗《苏轼特赠太师制》)的另一种说法。但骂苏轼是“投机派”而且“典型”,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为这是人品问题。投机是迎合时势以谋取个人私利,苏轼在宋神宗、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反对新法,并因此离开朝廷,投进监狱,贬官黄州;在高太后、司马光当政时,他又反对尽废新法,并因此不安于朝,奔波于朝廷和地方上,“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精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苏轼《定州谢到任表》)。他一生几起几落,但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苏轼《登州谢宣诏赴阙表》)。世间哪有这样不合时宜的“典型投机派”呢?不平则鸣,为回答这些问题,我决心系统研究苏轼。我在研究苏轼的过程中,发现苏轼同王安石的政见分歧实际上从苏洵时就开始了。过去有人说苏洵的《辨奸论》是伪作,我从苏洵的其他文章以及苏洵同时代人,特别是苏洵的友人如韩琦、张方平、鲜于?等人的言论中,发现了大量与《辨奸论》相似的观点,证明《辨奸论》对王安石的不指名批评并非“一反众议”,而是当时的“众议”之一,只是用语更加尖锐而已。于是,我在研究苏轼大体告一段落后,为进一步研究苏轼的家学渊源,我又开始研究苏洵和苏辙。

读书报:苏轼被称为通才、全才,苏洵、苏辙似乎没有苏轼全面,三苏的历史贡献有何区别?

曾枣庄:在一定意义上讲,三苏都是通才、全才,只是苏轼的成就更大,影响更深而已。苏洵是大器晚成,年近五十才成名。成名后的地位也很低,“爵不过于九品”,只做过试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礼院编修,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因此,他虽著有《权书》、《衡论》等政治、军事著作,被誉为“王佐才”,但根本未能成为“王佐”,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他只能算政论家。苏轼兄弟是少年得志,一生坎坷。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同科进士及第,已名动京师。苏轼官至礼部尚书,苏辙更官至门下侍郎(副相)。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密、徐、湖、登、杭、颍、扬、定),地方政绩显著。苏辙仅元?末由门下侍郎出知汝州(今河南临汝),但为时甚短。其前只作过半年的绩溪(今属安徽)县令,又在生病。因此,他的地方政绩几无可言。苏辙一生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元?年间,他由小小县令升至副相,比苏轼的地位还高。南宋何万在《苏文定公谥议》中说:“元?九年之间,朝廷尊,公路辟,忠贤相望,贵?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之力居多焉。”这段话对元?之政虽有些过分美化,但对苏辙在元?之政中的作用的估计,是大体符合实际的。苏辙的政治才能也只在元?年间才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苏轼兄弟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都是政治家。

读书报:我们知道三苏与理学代表人物程颐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当时宋明理学正处于形成期,不知他们是否有过往?彼此的理论是否有交锋?

曾枣庄:三苏不仅是宋代著名的政论家、政治家,而且是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家,是当时正在形成的北宋理学的真正对立面。以人情说解释六经可说是三苏父子的共同特点。传统的儒家观点总是以礼抑情,以义抑利。宋代的理学家更进一步宣扬“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苏洵在《上皇帝书》中说:“利之所在,天下趋之”;在《利者义之和论》中说:“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亡。”他认为贪生怕死,好逸恶劳,是人之常情,不承认这种人之常情是不现实的,问题在于如何加以引导,使之不越轨。这可说是苏洵《六经论》的中心思想。苏洵《辨奸论》不点明地批评王安石不近人情:“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洗濯),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苏轼与理学家程颐闹得冤冤不解,形成洛蜀党争,重要原因之也是苏轼厌恶程颐不近人情:“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每加玩侮。”(《宋史纪事本末》卷四五)三苏都是融儒、释、道为一体大杂家,苏辙思想尤杂,他晚年著《老子解》,主张儒、释、道合一,实际上在他青年时代所作的《老聃论》中已经提出来了。他公开反对以周、孔之言定佛、老之非,认为“老聃、庄周其为说不可以周孔辩”。这就像与邻里辩论,“而曰吾父以为不然”,谁会以你父亲的话为是非标准?那么要怎样才算“得其要”呢?苏辙认为只能“平其心而观焉,而不牵乎仲尼、老聃之名,而后可与语此”。早在宋代苏辙就这样明确地反对以周公、孔子之言为是标准,是大胆的、深刻的。

读书报:历史上父子、兄弟名世者很多,但一门三父子就占了宋文六大家中的一半,连十八岁死去的苏洵幼女都很有文才,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这是怎样形成的?

曾枣庄:原因很复杂,这与自古以来四川文化较发达有关,在元代以前,四川文化一直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汉赋四大家除贾谊外,其余三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都是蜀人。唐代诗风的创立者陈子昂是四川人;李白虽未必都生于四川,但至少青年时代是在四川度过的;杜甫虽非四川人,但他现存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有九百多首即三分之二是在流寓四川的八年中写的。无论婉约词(《花间集》)还是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词都产生于四川。宋代刻书业很发达,眉州就是当时的刻书中心之一。这些只是出现三苏的大环境,至于三苏出现的具体原因,一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二是靠妻子的支持。

现在很多人喜欢以家学渊源、师学渊源自炫,但家学、师学远没有自学重要。苏轼兄弟少年时代是以母为师,在苏洵游学四方时,母亲程氏对他们亲授以书,成了他们的家庭教师。她曾教他们读《后汉书・范滂传》,要苏轼兄弟以“能死直道”的范滂为榜样。在苏轼十岁以后,则是以父为师。苏洵经常以他在游学中的一些感受教育苏轼,他非常推崇颜醇之的诗文,说他的文章“皆有为而作”,“中当世之过”,“如五谷必可以疗饥”,“如药石必可以伐病”,能解决实际问题。苏轼兄弟一生是牢记这一“先君之遗训”的。苏洵经常教育苏轼兄弟不要为文而文,苏轼在《南行前集叙》中回忆说:“自少闻先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

如果说苏轼兄弟有家学、师学渊源,这就是以母为师,以父为师,那么苏洵却没有什么家学、师学渊源,而是自学成才。眉山苏氏在苏味道以后,三苏以前,没有出过什么名人。苏洵的父亲叫苏序,为人平易,轻财好施,“喜为善而不好读书”(曾巩《苏序墓志铭》)。苏洵也少不喜学,而喜游山玩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这里的苏老泉指苏洵。老泉本是苏轼晚年之号,而从南宋开始,就误老泉为苏洵之号,《三字经》的作者亦沿此误。一般人在二十七岁还没有读多少书,就不会在学业上追求了,但苏洵不同。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载:“年二十七犹不学,一旦慨然谓夫人曰:‘吾自视,今犹可学。然家待我而生,学且废生,奈何?’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恶使子为因我而学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即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数年遂为富家。”“我欲言之久矣”,表明程夫人早就希望苏洵能发愤苦读;但学习必须靠自觉立志,如果因父母、妻子要求自己读书而勉强应付,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取得成绩的。现在苏洵既然自觉地立志苦读,程氏于是“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苏洵“由是得专志于学,卒成大儒”。司马光说:“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斯已贤矣,况如夫人能开发辅导,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学显重于天下,非识虑高绝,能如是乎?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今于夫人益见古人之可信也。”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没有程夫人,三苏父子是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成就的。

苏辙与妻史氏白头偕老,史氏比苏辙还晚卒五年。其《寄内》诗云:“与君少年初相识,君年十五我十七。上事姑章旁兄弟,君虽少年少过失。昏晨定省岁月短,五十还朝定何益。忧深责重乐无几,失足一坠南海北。身居?中不见天,仰面虚空闻下石。丈夫学道等忧患,妇人亦尔何从得?”史氏一生随苏辙升沉浮降,时谪筠州,时谪岭南,“忧深责重乐无几”。

苏轼之妻皆姓王,均早卒。前妻王弗,眉州青神人,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王弗有文化,苏轼读书,她就陪着“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往往能从旁提醒;苏轼问她其他书,她也“略皆知之”。她是一位聪明而又沉静的女子,对苏轼的关心和体贴更是无微不至。苏轼初仕凤翔时,她经常以苏洵的话告诫苏轼:“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她经常劝苏轼不要同那些脚踏两只船,完全根据苏轼的意思说话的人交往。对那些急于同苏轼亲近的人,她常说恐不能久,与人交往快的人往往抛弃朋友也很快。她这些话是常常得到印证的。可惜这样一位贤内助,同苏轼结婚才十一年,年仅二十七岁就病逝了(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苏轼对王氏之死是很悲痛的,十年后他还写了一首著名的真挚感人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来悼念王弗。

继室王闰之是青神王介之女,是王弗的堂妹。闰之也十分贤惠,她对其堂姐王弗所生的苏迈和自己所生的苏迨、苏过完全一样慈爱,“三子如一,爱出于天”。苏轼对她的死也是很悲痛的,他本想很快辞官,同她一起回归故乡,没料到年仅四十六岁就突然病逝了。苏轼《祭亡妻同安郡君文》说:“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稍待),弃我而先。……已矣奈何,泪尽目干。”

侍妾朝云也姓王,她比王弗、王闰之还有名。她原是钱塘歌女,苏轼为杭州通判时跟随苏轼,苏轼贬官黄州时纳为妾,生有一子,苏轼《洗儿》诗即为此子而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寥寥四句,充满了作者的满腔悲愤,揭露了封建官僚制度的黑暗,骂得极其痛快!可惜此子年仅一岁就夭折了。朝云是苏轼的知己,很能把握苏轼特点。苏轼本来“家有数妾”,贬官岭南时,“相继辞去”,只有朝云随他来到惠州贬所。朝云不能适应岭南水土,到惠州后经常生病,平时不是念佛就是熬药。苏轼《蝶恋花》词有“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句,朝云很喜欢这两句词,“日诵‘枝上柳绵’二句,为之流泪。病亟,犹不释口”。朝云不久病故,年仅三十四岁,苏轼为作《朝云墓志铭》,从中可准确了解到朝云的姓氏、籍贯、生卒年,跟随苏轼的时间、品格和信仰。苏轼在惠州的遣迹未必皆可信,只有惠州西湖的朝云墓是绝对可信的,千百年来惠州人民奉朝云如神灵,每年清明都要祭拜她。苏洵之妻程氏,苏轼之妻王弗、王闰之、侍妾朝云,苏辙之妻史氏,均说明“兴衰无不本于闺门”。

附:曾枣庄,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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