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的图书、电影、歌曲等等，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心里留下了太深的文化印迹。不仅图书中人物名字、情感故事广为人知，甚至连发型、服装都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时尚。以图书为例，自1949年后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苏联图书曾经长达十几年占据中国图书消费的重要地位。
这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苏联图
我因故读到了国际书店（1980年之前我国唯一一家专业对外发行机构）第一任经理朱希先生的回忆录，通过名为《草创记》的回忆录记载，我了解到国际书店在前苏联帮助下具体创办的一些细节。
在1949年前夕，黄洛峰、刘辽逸（担任翻译）和朱希三人在天津新华印刷厂厂长李长彬同志那里打尖，任务是应邀去拜会苏联在天津的商务代表诺维科夫。当时，人民解放军正以破竹之势席卷南方各省，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而东北和华北地区局势已告稳定，前苏联准备好了数量庞大的“精神食粮”―――中俄文书刊，急需找中方对口单位联系接收事宜。黄洛峰、朱希、刘辽逸三位即是洽谈接受书刊一事，黄洛峰以中央出版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出面与诺维科夫商谈。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黄洛峰任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此后不久，黄洛峰就对朱希说：“决定创办国际书店，你任第一副经理，辽逸也任副经理，你们赶紧搭班子，找房子，开展工作，安排业务。”原来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苏联图书已源源不断地运到满洲里。出版总署电告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派人去接运来京。而此时出版总署人事处正忙于从华北、东北、山东、山西各大解放区为国际书店调集干部。不久，苏联运来的大量中文版图书未及拆包就占据了出版总署大饭厅的大半边。当时，国际书店在东总布胡同10号大门内两间耳房里办公，尚在筹备期间，既无库房，又缺人手。
朱希回忆道：“有一件事，可见当时我们工作忙乱之一斑。苏共中央决定送给我们一批重要学术著作，作为我们翻译出版的母本，约五千册，装木箱运来，亟为我国各单位所需要。我们收到了书单，却不见书。办公厅派人从北京站查到满洲里，不见踪迹。”这批木箱上写着“中国沈阳包一克收”。原来是要苏联驻沈阳领事包依科夫收转的，因出版总署成立，苏方就通知沈阳站转运北京了。那时中国还没有挂出国际书店招牌，苏联来书便一股脑儿被收进出版总署“仓库”里，被压在总署大饭厅那座“小山”底下了，待清理完“仓库”后才被发现。
国际书店基本干部来自在战火中诞生的新华书店系统，国内发行业务也主要通过各地的新华书店。在配备了少数骨干之后，国际书店于1949年12月11日宣告成立，店址暂时设在出版总署内。最初的业务就是把成百万册的前苏联出版的中文版马列主义书籍分发各地销售。国际书店的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在大饭厅打包，有时连身为出版管理局局长的黄洛峰也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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