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邓拓与《真理报》副总编辑合影
1957年4月17日，中国新闻界出了个轰动一时的“左叶事件”。事情本来很简单：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
“左叶事件”在《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中也掀起波澜。当时，党中央刚刚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运动，部长助理竟然对新闻记者如此傲慢，不是官僚主义是什么？同志们也想在自己的报纸上对这一事件予以回应。
对于同志们的要求，邓拓是支持的。自办《晋察冀日报》时起，邓拓就形成了一个办报思想，即党的报纸也要有“批评性报道”，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对政府起到监督的作用。1954年邓拓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参观了《真理报》，对当时《真理报》主张“干预生活”的新闻理念印象很深。回来后，他对报社同志说：“《真理报》在苏联国内发挥监督批评职能方面做得很好，值得我们学习。”“左叶事件”出来后，邓拓认为这个偶然的事件，反映了党的干部的一些官僚习气，可以进行批评。更主要的是，他想借这个事情，倡导报纸的社会监督职能（据笔者对邓拓次子邓壮的采访）。
得到领导的认可，副刊部的同志行动起来。由当时的文艺部主任、诗人袁水拍写了一首讽刺诗，漫画家方成画了一幅漫话，编辑、作家袁鹰写了一篇题为《要学会尊重人》的短杂文，迅速在5月10日一起见报，整个前三栏还加了花边，在版面上相当突出。袁水拍讽刺诗的题目是《官僚架子滚开》：“……让这些官僚架子，官僚腔，腐朽作风，老爷气派，势利眼，对下压，对上拍……一古脑儿都滚开，不让它们再把我们的同志害！”这组批评性的诗文画，虽然有“火药味”，但重点都是批评官僚主义作风，对事不对人，并没有火上浇油。袁鹰先生后来回忆此事时写道：“只因为由这个‘事件’而起，自然就增加了火药气味，不过发表以后，倒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袁鹰《五十年代杂文悲欢录》）。
本来，这是一个正常的，党报发挥其批评功能的新闻事件。然而它恰恰发生在形势瞬息万变的“反右”之前，用老百姓的话说，是“撞在了枪口上”。于是“左叶事件”就有了后来那些匪夷所思的余波。
6月8日《这是为什么？》社论发表以后，上面为“左叶事件”定了性：“这件事是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加以夸大渲染，借以发动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在右派分子有意夸大宣传的影响下，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为此专门于7月13日召集了一次座谈会，身为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的邓拓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左叶对自己“态度急躁，说话的口气也不妥当”做了检讨，但他声明没有说过“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样的话，农业部的官员也都为他作了证。接着，各个媒体对自己的“夸大不实报道”做了检查。最后，邓拓做了总结发言，他宣布了对此事件的定性，并补充说：“有一些同志有偏激情绪，没有冷静下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核对一下事实，问问当事的双方，问问在场的证人，分析一下事件的性质，就滥加批评，影响很坏。”邓拓还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身份检讨说：《人民日报》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错误。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8月14日，《人民日报》一版以“新华社13日讯”为电头，发表《新闻工作者协会调查证明：“左叶事件”报道失实》的文章。文章说：右派分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有意用这样一个并不真实的事件来向党和国家进攻，企图煽动新闻界起来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各种制度，要求恢复资产阶级的所谓“新闻自由”。当天的《人民日报》还配发社论《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说5月间北京上海的报纸喧嚷一时的“左叶事件”，没有查明事实，即轻率地、错误地发了一些关于这件事情的消息和文章，客观上起了替右派分子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凡报道过这件事的报纸都作了检查，不少发表过批评左叶意见的人被打成右派。所幸《人民日报》的袁水拍、方成、袁鹰没有因此打成右派，但也写了书面检查。
粉碎“四人帮”以后，因“左叶事件”被打成右派的新闻工作者，都获得了改正。
至于“左叶事件”的当事人左叶，他是一位老红军，曾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立下过战功。在《五十年代杂文悲欢录》中，袁鹰先生写道：“事过三十余年，这个事件的是非曲直，都成了明日黄花。前几天偶然同一位当时在场的老记者说及此事，都不禁哑然失笑。又听说左叶同志在十年动乱时期又受到迫害，真是接二连三地倒霉了。”他还对左叶表达歉意说：“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文革’中有人还去查这笔旧账，作为‘一贯反党’的一个罪证，但是冷静想想，那篇短文也有不少毛病。对被批评者缺少与人为善的态度，口气生硬，用词尖刻，作为杂文，都是不足为训的。……至今想起来，仍觉戚戚于怀，很对不起这位老同志。”
“左叶事件”是当代中国新闻史上一个典型事件。事件的起因虽简单而偶然，但它前前后后的起伏演变，折射了政治与新闻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邓拓与《人民日报》也不能不呈现出前后不同的态度。因为它是党报，要和党的方针、部署保持高度一致。起初邓拓对副刊批评不良现象、讽刺不正之风的支持，应当说这是符合他一贯的新闻理念的，是发自内心的；而后来对上述做法的批评及自我批评，则是出于党性，是职责的要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职务行为”）。至于这个事件后来的发展，更是他所始料未及，也完全违背他的初衷的。这就是他作为“书生”的本性和作为党报报人的角色，在特殊的历史阶段产生某种冲突时必然呈现的状况。
历史不能假设，但人们常常会产生一些联想。试想假如邓拓不是在1966年就被迫害而死，能活着见到“四人帮”垮台，以他一向对同志宽厚包容和严于律己的品格，他也会像袁鹰先生一样，对左叶事件生出某种反思的。然而对于一场更大的冤案的被害者来说，这样的联想和假设还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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