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与东亚的参与

肇始于工业革命时代的世博会对促进世界各国技术创新、区域与全球贸易和社会整体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工业化与现代化起步较晚的东亚国家也受到了世博会倡导的国际化、市场化、文明化、科技化等现代价值取向的强烈冲击，并引发一系列的观念变迁。在这期的采访中，我们将与“寻求太平洋地

张謇题赠内藤湖南的五十岁小像

读书报：上海将召开世博会，是今年的一件大事，您最近在上海复旦大学策划召开了以“寻求太平洋地区的和谐与繁荣―――从1910年南洋劝业会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主题的一次学术研讨会，能否请您先谈谈这次会议的情况？

陶德民：从2004年到2006年，我得到涩泽荣一记念财团的资助，以东亚的企业家精神和社会公益事业为主题召开了三次国际会议，分别在东京、南通和普林斯顿。涩泽荣一（1840－1933）和张謇（1853－1926）是近代东亚企业家精神的代表，在张謇的老家南通的会议上，还实现了两位巨子后人―――涩泽荣一的曾孙涩泽雅英和张謇的孙子张绪武―――的历史性握手。刚刚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会议上，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学者围绕国内劝业会和世界博览会深入研讨了东亚的近代化经验。我以下的看法中也综合了他们发言中的一些意见。

读书报：说到涩泽荣一，我们知道他参观过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而且这次参观对他一生的影响很大，是这样吗？

陶德民：是这样的。明治以前日本派到美国、欧洲考察的使节团，多半是瞄准世博会的，并不光是出于政治和外交目的。1867年，涩泽荣一作为德川昭武使节团的成员前往欧洲考察，并特别参观了是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博会，大开眼界，当时欧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为他以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1873年，33岁的涩泽荣一已经成为参与制定国家预算的大藏省主管官员。但是，涩泽荣一却做出了一件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他递交了辞呈，要弃官从商。辞官后的涩泽荣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并由此开始了自己极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成为近代日本的“资本主义之父”，而参观世博会应该说是他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在早期博览会上，欧美国家通常都是展出最新的机器产品，与此不同的是，日本、中国等东亚国家所展示的主要是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基本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形象，与已经和正在完成工业化过程的西方各国存在巨大的差距。涩泽荣一注意到，展品成了显示各国文明的尺度，主办国法国一国展馆就占了整个展区的一半，而日本无论展区和展品都被放在不甚重要的配角地位，这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另外他在欧洲考察时最重要的体会，就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银行制度大为赞赏，他看到欧洲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建立在信用制度、扩大再生产和超前消费这几大要素基础上的，传统的农业经济因为缺乏这些要素，所以发展缓慢，规模有限。而资本主义借助银行信用及其融资功能得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张謇也同样很早就意识到银行的重要性，1903年他到日本参观大阪劝业博览会期间曾经特地拜访过日本银行家小山健三，“从问劝业银行事例，赠银行事务要项并照像片。”（《癸卯东游日记》）张謇参观大阪劝业博览会和涩泽荣一参观巴黎世博会一样，对他们一生的事业意义重大。可见通过世博会可以培养人才，使人解放思想，跟上世界潮流。近代东亚参与世博会的历程就是走向世界的历程，这个历程为研究东亚近代史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中日企业家之间的比较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课题。

读书报：1903的大阪劝业博览会是什么性质的一个博览会呢？

陶德民：那是一次具有亚洲以及世界博览会性质的国内博览会。我们知道，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博览会是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其后在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举办过多次。东亚的第一次世博会是1970年日本的大阪世博会，当时创下了参观人数6400万人的纪录，今年上海世博会预计参观人数7000万人，是旨在打破大阪世博会的纪录，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在二战前，日本本来也有机会举办世博会，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明治维新以后受到西方世界世博会的刺激和启发，日本举办过五届内国劝业博览会，前三届都在东京举办，时间是1877年、1881年、1890年。第四届是1895年在京都。张謇参观的是1903年第五届，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届。张謇《癸卯东游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会场在大阪市天王寺今宫，为日本第五次内国劝业博览会。规地凡六十万余方尺、馆舍凡九万余方尺，聚其国内所产制物品，分列农业园艺、林业水产、矿冶、化学工艺、染织工业、制作工艺、机械、教育学术、卫生经济、美术及美术工艺为十门，一门之中又各分类，以八馆处之。别列参考馆，置各国之物品，中国止江、鄂、湘、齐、蜀、闽六省有陈列出品。”可见这是一次具有世界博览会性质的国内博览会，它对张謇的刺激是很大的，使他更加意识到兴办实业对强国富民的重要性。张謇辞官不做，下海经商，到1922年他各方面的事业应该说达到了巅峰，当时他的一些项目已经超过了日本，比如他在南通建立的西式俱乐部，兼有高级旅馆和会议场所的功能，这在欧洲早已出现，但当时的日本也还没有。所以当时日本的一位名士鹤见?辅（后来担任过厚生大臣，著名的哲学家鹤见俊辅、社会学家鹤见和子皆是其子女）前来参观时，大为震惊。所以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的企业家并不落后于日本。但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中国则落后于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没有把世博会当作一回事，认识不到它对于推动工业化的重要意义，把世博会称为“珍奇会”、“炫奇会”、“赛奇会”，总之把技术和高科技产品看作是“奇技淫巧”。直到1905年清政府颁布《出洋赛会章程》，才把世博会当作一件大事来看待，而日本早在1873年就正式组团参加了维也纳世博会，那届世博会对日本近代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