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康乃尔大学教授韩涛（Thomas H. Hahn）拍摄的照片。3月下旬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亚洲研究学会年会（The Associationof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上，世界科学出版集团（World Scientific）将《城记》英文版（Beij
《城记》英文版是韩涛先生促成的，他为此做出的种种努力，我难以言尽。精通汉语的这位德国学者，数年前在北京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听声音我竟以为是一位中国人。
见面后，他说他已买了十本《城记》中文版赠送友人，并敦促我出英文版。
我曾两度访问费城，这个城市给了我太多的感动。
那里是梁思成、林徽因留学的地方。192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培养了包括他们，以及杨廷宝、童?、陈植在内的一批中国建筑大师。
《城记》写的就是那一代中国建筑师与北京的故事。
康乃尔大学建筑系毕业生埃德蒙・培根（Edmund N. Bacon，1910－2005）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在中国的上海找到一份工作，成为美国建筑师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1954）的助手，后者曾设计燕京大学校园，并是南京国民政府首都计划的顾问。
向墨菲报到后，培根有机会来到北京，为古都之美深深触动。
1976年，他在那本伟大著作《城市设计》中写道：
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也许就是北京了。这个中国的城市，被设计为帝王之家，并试图成为宇宙中心的标志。这个城市深深地沉浸在礼仪规范和宗教意识之中，这些现在与我们无关了。然而，它在设计上如此杰出，为我们今天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藏。
那时，他已是费城的总规划师，领导完成了著名的费城市中心再生计划。这个计划从北京古都的规划中得到了灵感。
1964年，他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并是迄今为止，被这本杂志刊为封面人物的唯一一位规划师。
2005年春季我首次访问费城，欲拜访这位老人，得知他身体不适不便见人，便托宾夕法尼亚大学黄振翔教授转送一册《城记》给他。
黄振翔先生与培根相识，他对我说，培根得知北京城墙被拆了，无比痛苦。后知永定门复建了，颇感欣慰。
我理解，培根不是赞赏假古董，他高兴，应该是觉得中国人对待自己的文化，或许不再那么粗暴了。
几个月后――2005年10月14日，培根逝世。《城记》终未能递到他手中。
2006年，培根基金会（Ed Bacon Foundation）与费城历史和博物馆委员会（the Pennsylvania Historicaland Museum Commission）要在费城为培根立一个纪念牌（Historical Marker Honoring Edmund N. Bacon）。黄振翔先生得知纪念牌上将把培根写成“国内知名”（nationally known）而不是“国际知名”（internationally known），非常着急，写信给我，希望我给培根基金会写一封信。
我把信通过电子邮件传去。我说，他那句“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也许就是北京了”，在中国不知感动并激励了多少人，他那本杰作，不知多少中国的规划师读过，他怎么可能只是“国内知名”呢？
基金会很快复信，说接受了我的建议，并将这封我以拙劣的英文写的信作为档案收存。
2006年9月13日，纪念牌树立起来了，那上面正写着“国际知名”。
纪念牌就树在他设计的爱情公园（LOVE Park）。这位伟大的规划师，2002年得知费城当局禁止年轻人在爱情公园玩轮滑板，竟以92岁的高龄，带着一块轮滑板，到那里玩起来。
新闻记者摄下他那艰难的时刻。
看到《城记》在费城的照片，我想到了这个时刻。
我的心中充满了对这位老人的爱。
还有，对他和我，都痛苦着的对北京的爱！
埃德蒙・培根纪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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