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守生、赖慧玲所著的《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研究――侧重于区域学的视角》虽以“语言规划研究”为名，但其研究的“语言规划”并不是那么狭隘。这本著作实则涉及了语言学的方方面面，而这方方面面都值得我们阅读。
语言具有区域性，语言规划自然也应该具有区域性。语言规划研究涵盖面很广，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研究。它涉及的不只是语言学本身，还有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心理等诸多学科。做这门学问既很难也很苦，稍有不慎，可能会“费力不讨好”。也许正因为如此，专门研究这门学科的人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薄守生先生是这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之一，他的《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研究》一书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
该书没有停留在对一些基本常识的介绍上面，诸如追溯语言规划的历史，描写语言规划研究的内容、对象、原则、任务等等，而是用重笔浓墨分析了语言经济学、语言资源与语言环境以及语言政治和语言立法，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和问题。
在进行语言经济学分析时，薄先生认为“语言、经济价值取决于多种因素，主要是语言使用程度与频率、参与经济活动的多少、人们的心理取向等因素”。在进行语言资源与语言环境研究时，作者提出一个语言观的问题，“语言观并不是仅仅就语言来看语言这么个狭小的视角内形成的观念，它要联系语言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等等一系列内容”。在讨论语言政治时，作者又提出不少的见解，比如“语言的统一或分裂与国家在统一或分裂的问题上有着复杂的联系，并非简单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这方面表现在语言政策上，一般要求采取谨慎的、文件的语言政策”，“语言政治涉及语言的经济利益和贵族意识，语言对政治社会化也有一定的影响。语言政治对社会变革也有一定的作用”等等。在“说语言法”这一节里，作者检讨了语言法，比较具体地分析了语言法所涉及的内容。
该书难能可贵的是，第八章对我国近期语言规划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以一种宽容审慎的态度对推广普通话、使用繁简字、媒体督导和个体使用空间的关系等等进行一些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探讨。正如作者所说，对我国近期语言规划的建议“基本上是属于决策方面的建议……朴实可靠，这些建议无疑是中肯的，当然，这些建议并非尽善尽美，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对区域性的语言规划做一个全国性的总体上的建议“看似容易实则很难，这也如同大多数的公共政策规划一样难以调和众人的口味”，这也就无疑是意在言说：“对于语言规划，请求大家不要一味地批评。即使世界上不存在让每一个人都百分之百地赞同的方案，但是有一个较好的方案总比没有任何方案要好得多。对于语言规划，首先是需要大家的宽容。”我们学术界缺少，也急需这种宽容和大度。不仅仅语言规划需要宽容，对语言学也需要宽容；不然的话，如果有人要问：“语言学研究了这么多年，都研究出来了些什么？”我们还真的很难一言以蔽之地道出来呢。
该书还有一些闪光的思维，即使这些思想或许有着某些片面性。例如，“我们尚未发现世界上存在过简单明了的‘一言以蔽之’的哲学，哲学无不由一个一个哲学家的思想的碎片组成，哲学史就是对这些碎片的串联。而哲学本身并不存在，哲学的存在只有在这些哲学史中才得以存在。然而，历史的碎片，宛如地球周围的太空里的垃圾，虽然还是受到地球的引力作用着，但是这些碎片浮游不定，始终不存在事实上的轨道，这样的哲学确实是让人们为难的一件事情”。又例如，“实证与思辨是人文学科的两翼，缺一不可，它们可以有暂时的侧重，却不敢完全的偏废，长久偏废之后人类将不是坠落进大西洋里面去就是撞上喜马拉雅山，那都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再例如，“历史年代仅仅是一个数字符号，我们很难有一个真实的感觉；不同的历史年代仅仅是一个数字排列，我们甚至会错乱，说秦始皇与汉武帝是同学或许人们不愿相信，而说赢政与刘彻是侄舅关系或许很多人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的历史意识不是一种真实的感觉，而只是一种抽象的想象”，等等。所有这些言论似乎不再去展示“严谨”的学术假面，而是给语言规划研究以“学术”的真实，这种真实类似于“人之初，性本善”一样的真心祈祷去为了整个“人类”而求得上帝的宽恕。
然而，该书毕竟只是一次尝试：有待于进一步挖掘的东西较多，例如该书文章思路不错但系统性不强，内容全面但组织略嫌粗糙，观点新颖而论证却稍欠严密。尽管如此，瑕不掩瑜，无论怎么读，这几十万字都是一部较有价值的著作。
《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研究――侧重于区域学的视角》，薄守生、赖慧玲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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