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些“华威先生”

赵超构(1910―1992)浙江瑞安人。1930年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曾任南京《朝报》主笔、重庆《新民报》副总主笔。后参与创办上海《新民报》并任副总主笔兼总编辑。建国后历任《新民报》总

罗雪村　图／文　

他是一个真正的记者，而不是新闻官。他从一个普通的记者到身居高位，担任一家深受群众喜爱的报纸的社长，几十年来始终生活在群众中，真是贫居陋巷，草食瓢饮，而不改其乐。他没有丝毫的官气，不搞任何特殊，以他的全部才智和心思用来把报纸办给群众看，写稳重给群众看，兢兢业业，坚持不懈。――夏衍

有一次去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作品研讨会，会后我们纷纷离去，有一位评论家却留了下来，说下午在同一个会议室参加另一个研讨会。据说有些大腕平均每天参加两三个研讨会，名副其实的新时代“华威先生”，而且很多地方参加各种研讨会的总是那几位，别管是理论的、文学的，还是历史的、哲学的，仿佛他们都是通人，什么全懂。

召开研讨会的初衷，从作者方面来说，我想不外乎听听专家的意见，以正面的为主，反面的如有也可以听听，以利于自己今后的提高。但专家们每月要参加五六十甚至八九十个研讨会，他们哪里有时间读你的作品？

一位著名评论家在我办公室里，十分钟读了同一作者的两部中篇，足有五六万字，而且马上能分出高下。我们毫不怀疑评论家们的功力。“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缴卷。”（钱锺书）作品在他们眼里犹如病理切片，只不过增加了他们“理论正确”或“手术成功”的案例。以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以你作品中的个别字句为由头，引进他们的理论或俗套；或者说，把你的作品纳入他们的理论和俗套。

“凡是好书评家莫不由原书走出，而迈进人生本身。纯粹的书评，无论做得多么忠实得体，永是件太低微的事。”（门肯）但是把有些专家的发言、评论集中到一起阅读，就会更明显地看出他们的翻来覆去、一篇顶一万篇。在这方面，专家意见和领导指示有得一拼，难分轩轾：把有血有肉的作品，抽象为干巴巴的几条筋、几个公式；把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归纳为若干原则、几项条例，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换换题目，在哪种会上都能用：高度重视，笼统指示，大而化之，宏大叙事，多整大词，不谈具体。

十天后在天津参加另一部作品的研讨会。我事先通读了全书，写了发言稿（书评）。我先肯定了作品清新的语言，饱满的诗情画意；然后对其中的两篇提出了不同看法。由于我说的不留情面，作者会后对我一个哥们说：他（指我）怎么能那么说呢，是什么意思呢？哥们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五十岁的人了，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怎么在世面上混？你说那些玩意干啥？那些玩意谁还不是心知肚明？

我以前认为：参加研讨会，又喝酒，又吃饭，又拿红包，再不说几句真话，就太不够意思了！现在才认识到：又喝酒，又吃饭，又拿红包，要是再说真话，那就更不够意思了！“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看来已经过时了，郑板桥也早落伍了，应该送进学习班与时俱进了。

1935年，萧乾出版了专著《书评研究》，其中的某些看法，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一切把注意力由作品移向作者身上的书评都不容易避免势力的。”（是作品研讨会而不是作者研讨会）“文字一向是拒绝科学分析的。”“忽视了情感而仅分析诗中思想的是一个最拙笨的读者。”“以逻辑来批判想象是不可恕的糊涂。”“在中国，以文载道的高调曾造就了多少伪善者，僵化了多少生气勃勃的心灵，并如何成为历代统治者麻木人心的工具，是谁都很清楚的。”

西南有位女作家写了部长篇小说，出版前听从了评论家的建议，删去了结尾的5万字。在作品研讨会上，还是这位评论家，却又认为那5万字不删才好。让女作家无所适从。

有关方面曾召开二月河作品研讨会。二月河针对专家们的所有评论和建议说：你们说的我不会听，我只关注广大普通读者的反映。我是给他们写书的。你们的评论与我无关。瞧瞧这种自信！

在当下的社会氛围中召开的某些作品研讨会，有点电影《求求你，表扬我》的意味。作者如果想听到对自己作品的真实意见，可以找人对作品进行研讨，而不必“会”，为减少文山会海做点贡献。可以把部分作品送到大学去，付费请学生们阅读评论。大学生精力充沛、时间充裕、思想活跃、文笔活泼，他们还不至于太世故，还是能讲真话的。

1987年华中师范大学准备为钱基博先生诞辰100周年、逝世30周年举行学术讨论会，并发信给钱基博先生的长子钱锺书先生。钱先生立即写信劝阻：“……三不朽自有德、言、功业在，初无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也。”

绝大多数的研讨会，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