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幽默的效果而言，它能显示人心当中比较无情的一面。人遭遇一种悲伤或窘迫，由于乖张，更多的是由于猝不及防，使观者哈哈大笑――把它写出来或拍成电影，就是幽默。对许多被幽默逗笑的人来说，原本没想笑，最后笑了，仿佛身不由己，被另一种力量所支配。因此，在大的幽默面前，有人笑过又悄悄地揩拭眼泪。他们替泪
笑声背后的泪水，仿佛是与笑声作战的义愤的战士，流泪的人也觉察自己刚才的笑声不妥，近乎轻佻或者没良心。然而在人的心里，笑的力量与泪水的力量一样大。人心深处，至少有两个神秘的区域不易探测，笑的区域为一。人何以发笑，其中的道理谁也说不清。康德、叔本华、尼采、鲁迅和林语堂都想为它定义，又退了回来。康德甚至说研究幽默之原理是哲学家所做的最蠢的一件事。过去说，人的喜怒哀乐发诸内、形之于外，此话对照幽默而言并不确切。乐，至少幽默引发的笑于人的内心无关，与情无关，与恶也无关。人之所以发笑，是感到了人生的乖张、倒置、荒谬。遇到了这些，笑成为人的本能，如同人们看到一位最严肃的人当众滑落裤子。如果此人不严肃或那个地方的人从不穿裤子，都笑不起来。在笑的区域中，司掌其职的是一些幸灾乐祸的精灵，它们是秩序的反叛者。人固有的学识或责任感都管束不了这些精灵。人的笑有时并不回避残忍。
如笑话说，一人被斩，问有什么话要说，他说自己脖子长一个疮，下刀时请小心些。
命都快没了，还要养生么？大的命与小的疮之间的较量，让人发笑。人们不再探究此人将终的原因和悲哀。
与笑的区域相对应的，是人的恻隐之心。前面说过，“笑与泪水的力量”。我想表达的在于，泪水的力量不仅是哭的力量。哭泣往往为了自己，而泪水可以包括更多的人。这一区域由悲悯笼罩，听命于情。人的悲悯心不在大事件，而在小细节。在历史课上，老师说奥斯曼帝国在与欧洲基督徒的第三次战争中，双方死亡70万人。课堂上并没有学生掩面而泣。如果老师把阵亡人数提高10万人，说“80万人”，也没人痛哭。这并不是因为学生不认识这些阵亡者，也不是没有亲属在其中，更不是死得少不值一哭。历史课上的“死人”，只是数字与数字后面的结论，没有也不应该引发人的悲伤。而人听到“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之后，随着一根根火柴的燃烧与熄灭，心生悲伤。像一个水洼，映出可怜的小女孩的影子，摇摇曳曳，挥之不去。
由幽默而发笑，尽管“没良心”――这是就幽默机制而言，和人品没什么关联――表明一个人心智上的健康。健康是什么概念呢？不仅能劳动，能思考，能严肃认真地生活，还能够超越这些，认同人的局限与生活的局限，能够自嘲，能够装上假面具并随时卸下来。这是说，这个人在沉重之际还能找出轻松的管道。另一方面，擅幽默并具有幽默感被认为是聪明的表现，这种“聪明”是考试之上的一种优越感，考不出来，也背不出来，而在生活中源源不断地表现出来。这与学历及职位无关，跟薪水与出身也无关。在农夫、工友以及领袖身上都可以表现出来。这是说幽默，它介乎本能与智力之间，而悲悯则是人的情怀。有些相声演员之所以使人生厌，是由于缺少悲悯，不知此为何物。而他们的幽默――实为滑稽――也像小丑自贱一般让观者笑意惨淡。悲悯是良心的最高体现，由己而人，被泽苍生。我相信悲悯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种子在心底发芽的结果，也相信人文精神能够在后天播种这样的种子。一个人奉行的无论是一种善行抑或善念，都是世间的光明所在。而毫无恻隐之心，则表明这个人已经到达“坏蛋”的临界点。尽管这样的人由于身份、财富、学识的原因还没有蹈入犯罪之境，但早晚会荼害他人。他们已经不慈，更没有悲，心里已经空旷得没有罪恶感了。他们比那些激情犯罪（一念之差冲动犯罪）的人更有社会危害性。
人活着，心智的路线大约有两条并行，一条是快乐的，用幽默滋养；一条是深沉的，用悲悯裹缠。一则向上飞扬，一则向下植根。这样的人有趣兼而有情。生的小欢小乐与大悲大慈和谐地贯注一体，爱己而敬人。我以为，这方面丰子恺先生做得最好。尘世种种，他在心中喜过悲过，然后用文字线条两支笔阐发出来，让人泣悦莫名。在这里，悲悯的严正莞尔入笑，幽默的猝不及防已经可防，两相协谐，成大境界。不独丰子恺，卓别林如此，马克・吐温亦如此，鲁迅还如此。林语堂、梁实秋不在其中，他们的幽默缺少文化的深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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