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德鲁日尼科夫(1933-2008)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前苏联作家尤里・德鲁日尼科夫（ЮрийДружников，1933-2008）的小说《针尖上的天使》（Ангелынакончикеиглы）刚刚正式出版了中文版。
《针尖上的天使》
王立刚的中译本约得51万字，550余页，终由译林出版社本月付梓。
小说所述为1960年代末的莫斯科，彼时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一举成功，天下已定，似乎四海升平，实惧变革再次到来，个人崇拜遂开始回潮，对内压制亦随之加强，社会表面上稳定，却由此进入漫长的停滞时期。
在德鲁日尼科夫虚构的党报《劳动真理报》（Трудовойправды）内，总编辑伊戈尔・马卡尔采夫某日忽然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灰色文件夹，里面是一份萨米兹达特―――地下出版物，乃19世纪法国外交官屈斯蒂纳侯爵（MarquisedeCustine，中文版译“德・库斯汀男爵”）所著之《1839年的俄国》。此书在沙皇时代是禁书，新社会亦视之为毒草，依刑法第七十条，任何传播、制作诋毁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制度之书籍者，可获七年徒刑和五年流放，“保存”此类图书者同罪同罚。
马总编因此骇极，以为有小人栽赃或克格勃试探忠诚，因此既不敢将书稿私藏或销毁，也不敢主动上交，无处措手足之时，在中央委员会大楼门前突发心脏病而跌倒入院。报社内的政治教育部编辑、邋邋遢遢而老于世故的犹太人雅科夫・拉伯波尔特受总编私托，秘查书稿来龙去脉。而此时的《劳动真理报》内，由于总编无力视事，终于有了一些小小的波动。克格勃出身的副总编亚古博夫决心发动一场制造奉献精神的宣传运动―――“义务星期六”，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诞生一百周年献礼。
本报记者读到《针尖上的天使》样书，深以为此乃索尔仁尼琴的现实批判与布尔加科夫的魔幻色彩之卓越结合。论及前者，德鲁日尼科夫的力度丝毫不逊，说到后者，他可以自如地让任意级别的当代人物进入虚构叙事，更能让死了一百多年的法国侯爵飘然而至，与马总编当面秘谈。
屈斯蒂纳侯爵在俄苏史上“臭名昭著”，因为他对俄国人的评价毫不留情，指其为未开化的亚洲蛮族，既虚伪又偏执，既自大又脆弱，好面子，爱权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残暴征服又奴性十足，“民族为了胜利牺牲了自由”。德鲁日尼科夫在2003年的自传性随笔《我的人生螺旋》中如此评价屈侯爵：“这个俄罗斯命运的先知拥有尖锐的思想和锋利的剑。”
近年来，屈斯蒂纳侯爵在俄国多少不再身处雷区，甚至出现在亚历山大・索库洛夫2002年的电影《俄罗斯方舟》中。这部雄心勃勃的100分钟长片，以一个长镜头贯穿始终。
事实上，多位历史人物在书中皆有出场，而虚构的人物亦曾亲涉重大的历史事件。
马总编某天回家，看到只比他大五岁的“小岳母”领来一位自称“亚历山大”、留着船长式短胡子的陌生男人。两位先生聊了半天，待客人走后，他才知道岳母口中这位“萨尼亚”竟然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马总编吓坏了，冲岳母发了一通脾气，立即着手布置，为自保而以攻为守，率先刊登批判《癌病房》的文章《我们抗议！》，由此引发了全国对索尔仁尼琴的大批判运动。
想当年拉伯波尔特被押解到远东集中营，第一天就看到两个刑事犯在他身后架着一个冻僵的死人，充活口，排队骗领口粮。到第三天警卫才发现尸体，并根据其编号查明身份：奥西普・曼捷施塔姆。“拉伯波尔特只是有点遗憾，”因为他和诗人“相识得有点晚了”。
几经大难而不死的老油条拉伯波尔特后来成了万能的笔杆子，专门给高级领导现场写讲话稿。有一次的服务对象是加加林。拉伯波尔特在后台写出多少，航天英雄就在主席台上念多少。笔书和口读在速度上的差距，刚好由台下群众的鼓掌填补。加加林在当晚的宴会上喝醉了，随便从胸前扯下一枚列宁勋章，送给了拉伯波尔特，还告诉他，自己下基层接受群众拥抱时，胸前的无数勋章总会弄丢几枚，所以有关部门给他做了一堆假勋章，随丢随补。
斯大林、莫洛托夫，以及玉米种植专家（赫鲁晓夫）和“浓眉毛的人”（勃列日涅夫）在书中都曾现身。亚古博夫则在升任《劳动真理报》副总编前，曾被秘密召至卢比扬卡，在前一天夜里已经出兵帮助了捷克斯洛伐克兄弟之后，再以捷克斯洛伐克兄弟的名义，赶写出请求老大哥提供帮助的国民呼吁书。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德鲁日尼科夫
尤里・伊里奇・德鲁日尼科夫1933年4月17日生于莫斯科，原名尤里・伊兹拉伊列维奇・阿尔佩罗维奇，全家人和小阿姨玛妮娅挤住在一间八平方米的斗室，两个孩子睡两张小床，父母睡沙发，小阿姨睡地板。德鲁日尼科夫的童年和其他苏联宝宝没有什么不同。他在《我的人生螺旋》中写道：“玛妮娅带我去红场散步，小声说：‘那边就是列宁爷爷躺的地方。’我记得我那时吓坏了，因为有个民警严厉地对她说：‘禁止用手指着陵墓！’”所有最清晰的记忆都是关于饥饿，“梦想有人给我一条黑面包，让我自己全吃掉。”
关于文学启蒙，德鲁日尼科夫提到了马克・吐温和果戈理。这不奇怪。不用费太多力气，我们就能在《针尖上的天使》里看到吐果二翁远远的影子。德鲁日尼科夫的幽默是无处不在的。无数次地填写履历表“在执行总路线中是否有过动摇”一栏时，拉伯波尔特总是可以在任何历史时期自豪而坚定地回答：“从来没有！”“如果说他动摇过，那么正所谓，只和总路线一起动摇。”德鲁日尼科夫写道。
不仅如此，他的对话写的好极了，特别是求爱和调情的部分，简洁明快又风情万种，乃才华毕现的另一明证。
对中国读者来说，除了俄语小说里共有的巨量而复杂的人名（教名、父名、姓氏,外加每人四五个昵称）之外，对此书几乎不会有任何背景和经验上的障碍。小心，你会笑个不停。
1951年，德鲁日尼科夫高中毕业，“几乎”得到一枚银质奖章，但他的历史只考得3分，原因是“在说明斯大林同志内战期间的作用方面犯了错误”。他遂一度成为被首都抛弃的人，辗转拉脱维亚大学之后，才于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师范学院，日后以多种职业谋生，但总算踏上文学之路。
“生活是可以忍受的，只要你无视客观现实的本质。”他在《我的人生螺旋》中写道，“如果你不思索生活，那么最好别当作家。”可对他来说，这已经太迟了。他已经成了公众认可的作家和官方接纳的作协会员，尽管心中充满了失望―――他称之为“恶性循环”：“你不能，它没用，它不成，他们不准。”
1969年至1976年间，德鲁日尼科夫写成了《针尖上的天使》，他叫它“我的大书”。书中的拉伯波尔特同样生活在人与笔分裂的状态中。“我是说谎者，而且对此感到自豪。”老油条对年轻的摄影记者宣布：“我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根据上面的指示我杜撰出过去的事，虚构出当代的假英雄和类似于义务星期六的假任务，然后自己描写全民的欢腾。”晚辈问他：你不惋惜自己的才华吗？拉伯波尔特给了否定的回答，并说：“右倾的思想我用左手写，左倾的用右手写，而我自己完全是中间的。”
在晚年的回忆中，德鲁日尼科夫否认了自己和俄罗斯经典文学的有机联系，拒绝承认受过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任何白银时代作家的影响，而将前辈的殊荣给了切斯特顿、福楼拜、左拉和霍夫曼等西方作家，但他也感谢了两位同胞：布尔加科夫和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纳博科夫。
当他被宣布为“前作家”，并不再为出版而只为真文学和良心写作时，他的自由其实已经在严密的监视中到来了。1985年，克格勃给了德鲁日尼科夫两种选择：集中营或精神病院，他哪一个也没选，于是两年后被驱逐出境。
2008年5月14日，尤里・德鲁日尼科夫在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家中去世，享年75岁。他晚年在戴维斯加州大学任教。此时，《针尖上的天使》已广受世界范围的高度推崇，并成为新俄罗斯联邦的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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