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在先前两千年中曾经是思想文化的中心，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经学研究则相应地成了学术的中心，影响到古代的文史哲等等各个方面。西学东渐以来，这样的地位日见动摇，五四以后更遭受重创，迅速走向边缘。但经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当下的国学研究中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代知识分子总不能不懂历史或割断
这样的书是有的，其中最为有名、读者也最多的大约要数皮锡瑞那本《经学历史》，该书因为有著名经学史家周予同的注释而身价十倍，周注本自1928年问世以来曾多次印行。皮先生今文经学出身，偏见颇深，他那本书也还有些别的弱点，所以周予同又向读者推荐古文经学家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他曾指出“将皮、刘两家书加以对比阅读，或者对于了解经学史有些方便。”（《重印后记》，《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64页）麻烦在于要读刘师培这本《经学教科书》颇有困难，上海国学保存会的初印本（1905年）不大好找，而《刘申叔先生遗书》部头太大，读起来也不大方便。理想的状态是重新印行此书的单行本，而且最好带有注释，一如周注《经学历史》那样。陈居渊注释本刘氏《经学教科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正是这样一本很适用的好书。
刘师培（字申叔，1884~1919）可以说是一位天才，学问极大，尽管因为过世太早而未能尽展其才，但已经著作等身，且具有非常高的水平，例如他那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就曾得到很高的评价，鲁迅说他读过的文学史中只有这一部是好的；1927年鲁迅在广州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开始就声明道：“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详一点。”对于同时代人的学术著作，鲁迅很少有评价这么高的。其实，文学在刘先生只属业余，他最当行出色的是经学，所著“广征古说，足诤马（融）、郑（玄）之违，且钳今师之口”（陈锺凡《仪征刘先生行述》），在民国元年（1912年）前后的学术界大放光芒，显示了扬州学派最后的辉煌。
《经学教科书》是刘师培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只有第一册总论和第二册《易经》，以下应该还有好几册，可惜竟没有来得及动手。尽管一部大书只开了一个头，但已颇可观，它至少有两大优点：
一是作者没有或较少学派的偏见。刘师培出身于古文经学世家，仪征刘氏上几代人研究《左传》名声很高；但到底时代不同了，刘师培学过西学，接受了现代学术的洗礼，成见比较少，而具开放的态度，书中写道：
古今说经之书，每书皆有可取处，要在以己意为折衷耳。（第一册《序例》）
盖后儒治经学，咸随世俗之好尚为转移。西汉侈言灾异，则说经者亦著灾异之书。东汉崇尚谶纬，则说经者亦杂谶纬之说。推之魏晋尚清谈，则注经者杂引玄言。宋明尚道学，则注经者空言义理。盖治经之儒，各随一代之好尚，故历代之君民咸便之，而《六经》之书遂炳若日月，为一国民人所共习矣。（第一册第八课《尊崇〈六经〉》之原因）
这里体现了现代学者的态度风格，同先前那些为某一学派争正统的派性小家子气不可同日而语。全书的正文大抵是比较客观地介绍有关情况，“一二私见，附以自注”，立言往往相当谨慎而且可靠。这里不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看：对于《左传》研究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晋代杜预（222~284）的注，他同许多清代的汉学家一样是不大以为然的，但也只是说：“晋杜预作《左传注》，干没贾（逵）、服（虔）之说，复作《春秋释例》，亦多忤误。当南北朝时，服虔《左氏注》行于河北，徐尊明传服注作《春秋章义》，传其业者有张买奴诸人；杜注得预玄孙杜桓之传行于齐地，故服、杜二家互相排击。”（第一册第十九课《三国南北朝隋唐之〈春秋〉学》）互相排击的这二家都不免有些门户之见。刘师培说到这里就不再说下去了。杜预确实参考并采用了许多汉代的训诂成果，但没有标举出处，这样做在当时人们尚可理解，而到学风十分严谨的清代，便有“干没”抄袭的嫌疑了。学术规范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对此应抱同情之理解。
刘书的另一优点是特别简明，每一课只有四五百字，却能把重要的内容、主要的意思说清楚了。例如关于《左传》比较早的两种注即贾逵（30~101）的《左氏解诂》和服虔（生卒年不详，约与郑玄同时）的《左氏章句》，刘先生写道：“贾谊受左氏学于张苍，世传其学至于贾嘉。嘉传贯公，而贯公之子长卿能修其学，以传张敞、张禹。禹传尹更始，更始传胡常、翟方进及子尹咸。常传贾护，方进传刘歆，歆又从尹咸受业，以其学授贾徽，徽子逵修其学，作《左氏解诂》。又陈钦受业尹咸，传至子元，元作《左氏同异》，以授延笃。又郑兴亦受业刘歆，传至子众，众作《春秋条例章句》。而马融、颍容皆为《左氏》学。郑玄初治《公羊》，后治《左氏》，以所注授服虔，虔作《左氏章句》，而左氏之说大行。”（第一册第十二课《两汉〈春秋〉学之传授》）不多几句话就把本来很复杂的学术谱系说清楚了，而贾、服之书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清代《左传》学的一大问题正在于如何看待贾、服与杜预的关系，刘写道：
治《左氏》者，自顾炎武作《杜解集正》（按当作《左传杜解补正》；丁晏有《左传杜解集正》八卷，其中引用了不少顾炎武的见解。刘氏凭记忆行文，似有小误――顾农注），朱鹤龄《读左日钞》本之。而惠栋（《左传补注》）、沈彤（《春秋左传小疏》）、洪亮吉（《左传诂》）、马宗?（《左传补注》）、梁履绳（《左传补释》）咸纠正杜注，引申贾、服之绪言，以李贻德《贾服古注辑述》为最备。至先曾祖父孟瞻公作《左传旧注正义》，始集众说之大成。（第一册第三十三课《近儒之〈春秋〉学》）
推崇贾、服古注，批评杜预注以及孔颖达疏，是清代学术史上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此事说来话长，而刘氏简洁的叙述已给予人们一个简明清晰的印象，作为教科书这样也就够了。他高度评价自家祖先的话也是可信的，刘文淇（字孟瞻，1788~1854）及其子孙几代人相继从事而未能完成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确实代表了清代《左传》学的最高成就。
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刘师培的行文可能显得太简了一点；好在有陈居渊相当详明的注释，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阅读中的疑难。当然，若干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不能指望在一本入门的教科书中解决，那是有待今天的专家继续深入研究的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