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革命是由1911年前后的民族、政权革命，到1917年前后的语言、文学、文化革命，到五四的青年、民众运动，一路走来，呈现出“不断革命”的趋向，其中最触动文化根基的史学革命
确是由顾颉刚在1922－1926年间完成的。
顾颉刚一生可谓颇不得时。他依托五四时代思潮而创建疑古派，但却从此保持“第一印象”而不改，以致每逢政局变易而备受激荡。抗战时期，顾颉刚在学术层面虽受肯定，在政治层面则受到压抑。他可以是大学名教授，可以作学术研究，却不可谈疑古主张。解放后，顾颉刚在政治层面得到肯定，在学术层面则受到压抑。疑古已为薄古所取代，他必须从头做起“把握马列主义”。
与疑古思潮相伴随的新文化运动推出了两个附属概念：青年和爱情。五四以后，学者追随青年，青年追随爱情，举国处于激情状态。迄今青年我能、我想、我愿意的“自由恋爱”，说到底是以文艺为装潢，以生物本能为动力，除去外表仅是一情欲层面，恰是宋儒所儆诫的“人欲横流”。
顾颉刚先生去世17年后，他的日记共12册600万字整理出版，序文由余英时先生撰写，题为《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长达113页，摆明是要将序文写成论文的，果然同时有单行本出版。篇幅长短其实无关紧要，但论文由序言而来，故而保留了“疏不破注”的规则，余先生作为日记整理稿的第一位读者，其所序次、指要便不及日记出版之后学者写出的几篇讨论发人警醒。按顾颉刚先生一生，率真与糊涂并生，做事与坏事共存，才学与寡识适成反比。由其一己之生活与际遇，当可概见逐时顺俗之可畏，及近百年学人途径抉择之可忧，恐非“才情”二字可以笼括。而余先生此序则似只交代一场“大结局”，恰如一番晚年话旧，虽则哀感绵绵，其实尚有未达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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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标题显示，序文要讲述顾颉刚的才与情，但细看结语的解题，其实内容有4部分，除了才、情的空间结构，还有49年以前和以后的时间布局。序文的5个节目，前两节“事业心与傅斯年”和“顾颉刚与胡适”论其才，第五节“顾颉刚与谭慕愚”论其情，而三四两节“顾颉刚与国民党”、“1949年以后的顾颉刚”恰以1949年为界划开。余先生的思路似以顾、傅、胡的学术表现为一体，傅、胡二人的学术贡献持续到了1949年以后，而顾颉刚则至此戛然而止，由此惋惜其才学“未尽”。
1949年有天地翻覆的大变，这毫无疑问。余先生在第三节的末尾和第四节的开头连引18处顾氏对中共、苏联激烈批评的日记原文，如浙江枪毙地主、四川枪毙乡镇长、上海商人自杀等，均较罕见而具史料价值。笔者注意到，序文两次使用了“同命鸟”一类词语，如说1949至1980年“这一时期中国大陆上的知识人本都是‘同命鸟’”、顾颉刚在各种运动下的遭遇“那是所有同辈知识人的共同的命运”。推测余先生的重点是将顾颉刚作为“中国的士”的又一例个案，借以描述出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的社会普遍性。然而事实上并非每个“士”都有平均一样的遭遇，不论世事多么惨烈，总会有人是获利者。
20年代顾颉刚以胡适“大弟子”身份起家，而当时毛泽东也曾认胡适为师。30年代顾氏在燕京大学的同事与学生后来很多投入中共，顾颉刚“为共党包围”的话并非“传说”。40年代顾氏在兰州，“毛主席专门从延安给他寄来过一本《论持久战》”，在重庆亦与郭沫若及“左倾史学家”多有接触。解放初，由日记可知，其实不待郑振铎、周谷城等人的引荐，顾颉刚自有渠道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本人。1954年以后，在北京，顾氏的居住条件、工资待遇和学术环境都是最好的。直到毛泽东晚年的70年代，他仍能“以毛主席的命令”领衔标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此一殊荣至今无人超过。正如余先生所论，1943年为蒋介石写《九鼎铭》，若换了陈寅恪，易地而处，即使身为“公务员”，“也必拒而不为”。然则，如将60年代被迫害致死的陈寅恪与顾颉刚统归“同命鸟”，陈氏宁能接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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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顾颉刚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余先生两次表述，“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他毕竟是一位五四运动的先驱人物”。但由日记可知，顾颉刚1918年6月已休学回苏州老家养病，忙于吴氏夫人之丧，殷氏夫人之新娶，一时“说媒者数十起”，除了有致傅斯年“诘难《新青年》”的“不能公布”的“私人函件”，和《对于旧家庭的感想》等文在《新潮》发表，及在苏州代售该杂志以外，对于“轰轰烈烈”的五四、六三完全没有参与，与傅斯年的学生会“临时主席”或五卅运动中“夺旗而进”的谭慕愚绝无可比，乃至从1919年2月至1920年底基本无事可记（其间仅有4天日记）。
但在顾颉刚去世后，官方的定论以及诸多纪念者的表述都将疑古派史学与五四反封建运动捆绑一起，如他的老领导、解放后历史所首任副所长尹达著书称：“‘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想，是‘五四’运动以后反封建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结论却是成立的。因为近代革命是由1911年前后的民族、政权革命，到1917年前后的语言、文学、文化革命，到五四的青年、民众运动，一路走来，呈现出“不断革命”的趋向，其中最触动文化根基的史学革命确是由顾颉刚在1922－1926年间完成的。新文化运动是将欧洲的文艺复兴拿来在中国重演，而中国三代文明的隆盛却表明这个民族早就“启蒙”过了，疑古派的作用正是在文学革命“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形成之后，为彻底否定经学填充了学术论证。
余序中据《日记》强调，谭慕愚1958年被打成“右派”时仍然“强硬不服罪”，然而余序没有提到，在对顾颉刚批判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疑古思想是“反封建”的。1969年，陈寅恪死后两个月，顾氏在日记中写下一篇《〈古史辨〉与反封建》题纲。其实早在1933年顾颉刚就提出：“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此语解放初曾被当作疑古派与唯物史观对抗的罪证，然而未尝不是顾颉刚的真心话。10年后顾氏从燕京大学退居大西南，“在重庆空气中，不能发表意见”，因之预言：“今日时代系五四时代之反动，他日必将有对今日之反动”，并且期待：“彼时又可大张旗鼓矣”。至1949年7月上海解放前夕，顾氏油印出版《浪口村随笔》，急切重申“下学”“上达”说，声明考据与史观并非“对峙之两派”。
他的预言应验了。解放后，疑古思想大盛，只不过更改了名词，“疑古”换成了“薄古”。1951年，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一般的历史学者从来有一种贵古贱今的态度……现在，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逐渐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而顾颉刚早在1921年就在批判“薄今尊古的心理”了。
1958年，一本题为《厚今薄古》的书收录了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和陈伯达《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二文，指出“薄古”的技术目标之一是批判“言必称尧舜”、“以上古为黄金时代”。疑古派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也有抵触的一面：作为“封建社会”前身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一定要存在，所以上古史不能被抹杀，不过发展水平一定要低，绝不能超过“封建社会”。但在学理上，“薄古”与“疑古”颇多相通之处，确实体现出“下学”与“上达”的逻辑关联。解放初学界批判疑古派的共同倾向是，一面否定其结论，一面又认同其实际意义：以否定古人的方式肯定今人。有学者认为疑古派到1949年以后即不复存在，实际上它却“名亡实存”，以类似“阳儒阴法”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
叔孙通起朝仪，“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顾颉刚不是新社会的受害者，他是新文化的缔造者。而1949年的巨变也不是五四新文化的中断，而是它的继续。换言之，1949年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顾颉刚自知其贡献所在，所以他说：《古史辨》“该是无产阶级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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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一生可谓颇不得时。他依托五四时代思潮而创建疑古派，但却从此保持“第一印象”而不改，以致每逢政局变易而备受激荡。抗战时期，顾颉刚在学术层面虽受肯定，在政治层面则受到压抑。他可以是大学名教授，可以作学术研究，却不可谈疑古主张。解放后，顾颉刚在政治层面得到肯定，在学术层面则受到压抑。疑古已为薄古所取代，他必须从头做起“把握马列主义”。如余序所言，1957年7月胡适大病初愈想念顾颉刚的时候，他正因学习苏联版《历史唯物主义》用心过分而失眠。
抗战时期，他尽量向学术靠拢以弥补政治方面的空乏；解放后，则尽量向“反封建”靠拢，以政治带动学术。在尚有选择余地的时候，顾颉刚的动作常会较他人慢一节拍，进退失据，不能“时中”。五四运动爆发，他原本可以站在傅斯年身边作一位旗手，成为新史开端曙光初照下的功臣，而他却回乡了。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正式出版，其影响犹如“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而他却因大学欠薪在7月离开北京南下福建。1928年新民国政府建立随即全国统一，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意欲建立一种“国家学术”，当然会“旨在提高”，顾颉刚却在中山大学讲论疑古，同时谋求“唤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1931－1935年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相继爆发，傅斯年讲演“书生何以报国”，继而编写《东北史纲》，顾颉刚则在美国教会所办燕京大学中补充完成了几篇疑古的代表性论证。1940年在抗战最困难的阶段，顾颉刚在昆明按照他最初“打破民族出于一元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观念”的疑古思想大讲民族与地理问题，以致遭到傅斯年的痛责。
对顾颉刚的评价同样也有“时间错位”的现象。解放初顾颉刚曾批判胡适，认同王国维，今天学界不批胡适了，便有学者再将其与胡、傅拢在一起。抗战间顾颉刚高兴学界称疑古派与考古、释古鼎足而立，今天便有学者申说“疑古本身就是一种释古”。五四迄今已历三世，学界对它的反思当会逐渐多过纪念，可以想见，假使新文化运动开始被反思，五四开始被重新评价，那么疑古派其毛又将焉附不免仍成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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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顾颉刚日记而将他与傅斯年友谊破裂的原因归于性格不同，不始于余序，此前已见于顾氏二女所著年谱和传记。被余先生认为“大致可信”的顾氏称傅斯年“旨在提高”而自己“注意普及”的解释，出于1973年的大段补记。从解放初开始，就有新一轮基于识字课本的文化普及运动兴起，而到70年代正有工农兵上大学和以工农为老师的时尚，顾氏跳不出时代局限是可以理解的。考虑到顾颉刚倡导了一生而最后主编出版的《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仅是由方诗铭以及顾的儿子、女学生等编写的若干20页小册，余先生应当了解，顾颉刚“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的见解只是他的一个瞑想。
余序第一节还照例引用了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这封写自欧洲、未经本人同意而发表的长信，认为傅对顾氏疑古史学方法的推崇“句句都出自肺腑”。实则关于顾、傅关系学者早有不少新论。杜正胜认为傅斯年不同意发表旧信“其中透露的信息应该相当明白”，“真实的原因恐怕是傅斯年变了”，“他回国之时，已经不再是‘疑古的傅斯年’了”。而由王?森从傅斯年档案中发现的题为《戏论》的短篇讽刺小说草稿可知，他“针对《古史辨》最核心的方法论‘层累造成说’，极尽揶揄嘲讽之所能事”。在中山大学，傅斯年写出《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被王?森称为“足以破解疑古思想的论述”。30年代在北平，傅斯年写出《史学方法导论》，推许王国维、陈寅恪、钱大昕、吴大?等范例，就连非主流的钱穆也已看出“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大弟子，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而傅斯年也亲口告诉钱穆说，顾颉刚是“中年失节”。
余先生评顾颉刚：“傅的影响笼罩了他的一生。”实际上可能恰好相反，是疑古的出现使在欧洲学习西洋理工的傅斯年找到了自己的真正旨趣。顾颉刚从文献上疑古，傅则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殷墟的考古学发掘；顾颉刚质疑古史年代“茫昧无稽”，傅则写出《夷夏东西说》，转由空间方面予以重建；顾颉刚要彻底毁灭传统史学，傅则给史学加上“史料学”的形式予以保存。这期间的顾颉刚和傅斯年恰如春秋时代的伍子胥和申包胥，伍子胥曰“我必覆楚”，而申包胥曰“我必存之”！
和没有参加五四却对五四念念不忘的顾颉刚形成反差，傅斯年参加了五四却因“是躬与其事之一人”而“从来不曾谈过五四”。直到54岁突发脑溢血去世，傅斯年对顾颉刚只有“迁怒”，并未对疑古说予以正面批评，大概亦同此心。
在顾氏一面，余先生举出文革期间顾颉刚“居然敢读‘战犯’的旧作”一例，用以说明顾氏的情谊，也不易成立。因为顾氏有博览的习惯和嗜好，文革中他不仅敢看“战犯”傅斯年的旧作，而且也看了胡适的《论学近著》、《水浒传考证》、《井田辨》、《文存》、《留学日记》，看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直到他去世的前二年，还在翻看《说儒》、《诸子系年考辨》，并且翻看了新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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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顾颉刚日记》可知，顾氏晚年对师友故旧少有许可。1966年《日记》曾载：胡适“与我始善终隙”。1977年读胡适《我的歧路》，《日记》中评论道：“胡适好人吹捧，以是走入歧途。终被定为战犯，死于台湾。日来翻其文集，所作小说可知实有胜人之处，而其所为政论实甚空洞，徒成其为政客而已。”其时顾氏已届晚年，文革也已结束，日记所言无需婉转修饰。
正如余序所说，“1920年代是‘古史辨’的时代”，“1930年代则是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重建古代信史的阶段”，而“胡适在1930年代的研究取向恰好与傅相合，而与顾相离”。所以将顾颉刚与胡适说在一起，并不容易。从民国学术史的宏观态势上看，探讨顾、胡二人的关系和顾、傅一样，与其明其所同，不如明其所异。
80年代初顾颉刚追述过胡适1929年所说的话：“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又追述说1933年胡适发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直接批评了自己，“把我痛驳一番。从此以后，他就很明显地对我不满起来”。1931年胡适曾表示他将不再续完1923年始作的《崔述年谱》，“秋后我从南方回北京，我的兴趣已经换了”，可为顾氏之语作一旁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从疑古到信古变化的时限是1928年：南京政府已经成立，捣乱会当转为承担，反题会当转为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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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节“介绍顾先生和谭慕愚女士之间缠绵了五十多年的爱情故事”是序文的重点。引言先有说明：“现代传记未有不重视传主的情感生活者”，所以“这不是发人阴私”。所说“现代”其实是“西方”。按照本国“氏族”古制与“时中”古礼，确实不会平均赋予每个个体以同样绝对值的地位，但却会将每个个体包括女人涵盖在整体价值之中。
“才情”二义在本国传统中也有定解。“才”与“学”、“识”相对，“情”本义为飘忽不定，随感而生，与“理性”相对。而“爱”本义为私惠、偏心。
1937年抗战爆发，西南联大统一南迁，顾颉刚先期一人匆匆去往西北，途中作诗道：“到处有山便有花，蓝红黄紫遍天涯。东方故旧如相问，马上行人不忆家。”一年余，其父病逝，其妻代理丧事奔波致病，数年亦逝。丧妻后16日，向谭慕愚写信求婚。失望后，“从幻梦中醒来，再过三天他便接受朋友的介绍，开始和张静秋女士交游”。
余序最后举《红楼梦》“堪叹古今情不尽”一联，以扣紧顾颉刚“才情”之题，实则二者并无相似。曹雪芹在作品中铺叙主人公之情，由此以见自家之才，以显“我才必有用”之志，是以“情”为过程、“才”为目的，承接的乃是《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而顾颉刚则是亲临其境，直沉情网，说到底只是个人之私欲。
与疑古思潮相伴随的新文化运动推出了两个附属概念：青年和爱情。五四以后，学者追随青年，青年追随爱情，举国处于激情状态。迄今青年我能、我想、我愿意的“自由恋爱”，说到底是以文艺为装潢，以生物本能为动力，除去外表仅是一情欲层面，恰是宋儒所儆诫的“人欲横流”。而本国传统所重乃是后天教化，本质上是学习的文化、自我改造的文化，故本国文化体现为“文化的积累”（傅斯年语），或曰“文化必具绵历性”（钱穆语）。
抗战中钱穆已注意及此，撰文说道：“今之青年好言恋爱，好言浪漫”出于“欧西文化”传统，“乃羔羊之迷途者也”；号召青年“沐浴熏陶于孔子孝弟之教”，指出：“孔子，青年之模楷。《论语》，青年之宝典也。此吾先民精血之所贯注，吾国家民族文化之所托命”。《顾颉刚日记》对此恰有评论，认为“内容经不起分析”。一星期后《日记》便有“予凡见健常，必致失眠，渠何以使我精神兴奋如此，岂非前生冤孽”的记载。
稍晚至50年代，陈寅恪先生倾力研究“钱柳姻缘”，目的则是“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钱、陈二人态度绝与顾氏不同。
况且，顾颉刚何以与谭慕愚姻缘不成，可能亦别有缘故。笔者草写此文时，和余先生一样对谭慕愚所知不多。但经余序三次强调她被打成“右派”时仍然“强硬不服罪”提醒，推测谭慕愚似不应当被看作是“打成”了所谓的“右派”、尔后又予平反且倍增其荣誉。1957年6月她以民革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处处长和国务院参事的身份，在民革中央举行的帮助中共整风座谈会上发言，讨论“党领导国家的方式”、“党遵守宪法和国家制度”问题，可知谭慕愚应当是真右派，她是国家主义者，是为国家利益而敢于与执政党真抗争的人。
由此可以推想，1949年顾颉刚“古为今用”，自信是反封建有功之人，自信其历史观念必有一用，他是带着对疑古说的自信进入新中国的。而谭慕愚则以民盟中央代秘书长、政法学家的资格，为了国家利益而参与政治协商，抱此目的而接受统战宣传留在中国大陆。故二人的道路颇不相同。
谭慕愚拒绝顾颉刚的单相思，决意分手，事情发生在抗战间。推想谭慕愚对顾氏的治学方向、疑古主张，不见得认同。而1949年以后，虽然同住北京，谭慕愚却不甚与顾氏联络。199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谭慕愚作为旧日学生到会发言，仅仅讲述了“顾先生的惊人记忆力”，推想谭慕愚并不与顾氏为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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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顾颉刚读书笔记》有篇题记说道：“检1931年12月27日日记，是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攫去我东北三省，全国人心愤慨，学校纷纷停课，组织救国团体，从事抗日宣传，而予所编《古史辨》第三册适于是时出版，人疑其不合时宜。予与健常书中解之曰：‘以今日之时势中出《古史辨》，势必为人所笑。但我以为如不能改变旧思想，即不能改变旧生活，亦即无以建设新国家。我编此书之宗旨，欲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知识，欲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政治与伦理，欲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此一主题当时似未被人们认识。直至四十年后，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始将此原则彻底灌输于全国人民之意识，而予之志愿终达到矣。爰记于此，以存予旧日之想望。”此语再次表明顾氏的疑古学说是跳过抗战而直接文革的。
1978年，余英时先生率美国汉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对这一个月的访问日程有逐日的记录，包括这项记录在内的访问报告以《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为题发表，其中已经谈到徐炳昶、唐兰等学者“反对疑古运动”、“事后评价疑古运动，它的工作显然做得太过火”等内容，并论及马王堆帛书、临沂汉简，认为可以“更正对现存古书真实性的怀疑”。
这段时间，顾颉刚正在北京医院住院。受到余先生比对顾颉刚与胡适1957年7月23日同一天日记的撩拨，笔者也想知道余先生访问北京这天顾先生的态度。
余先生活动日记：“11月14日，代表团中的大多数成员用一天时间游览了长城和明代皇陵，杜敬珂留在北京和历史所的史学家们交谈。”
由《顾颉刚日记》可知，当时杜敬珂共问了“古文学派是怎样出现的”等14个问题。
11月15日《日记》写道：“美国华盛顿大学两汉史专家杜敬珂于1978,11,14,在北京饭店与历史所林甘泉、黄宣民、田人隆、刘起?等讨论汉代思想与政治斗争时提出的问题……”
此前，11月13日《日记》写道：“今晚历史所来电话，谓美国汉学家集团定明日上午到所，讨论‘汉代今古文经学问题’，我既病，只得由起?往，因嘱其先读我旧作《古史辨》第五册自序。”同时抱怨说：“中国学问须待外国人推动有如是者，不可叹耶！”
《古史辨》第五册自序写于1934年末，主要论述刘歆伪造群经古史。此一问题委实贯穿了顾颉刚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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