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是台湾史家吴相湘的名著，初版于1964年。在读吴相湘的回忆录《三生有幸》时，就得知他有《宋教仁传》、《民国百人传》等作品，今始得见。
宋教仁是中国宪政之父，“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民初的立宪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实行内阁负责制，而宋教仁成了
张鸣教授的新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聚焦五四运动与军阀政治的关系。这本书以散文的方式写史，既有学术著作的史料来源，又有随笔风格的幽默风趣。张鸣探讨五四运动中学生与商民的关系、与军警的关系，令人耳目一新。张鸣的这本书，所选用的史料，并非独家，也不是第一手，在很多关于五四的著述中都可以看到，但史识确有超迈之处。学生运动只是五四的表面浪潮，其下汹涌的，是那个时代纷繁复杂的军阀政治。风云际会，五四学人登上历史舞台，抢占了爱国救亡、民族主义的制高点，引爆了北洋军阀分裂，直皖开战，皖系倒台。张鸣认为：“五四对于中国政治的走向，不仅在直皖之争上扳了道岔，在走向激进的大方向上，也推了一把。但是，中国最终走到今天，原因其实很多，五四绝非根本性的推动力。”
当北洋军阀渐渐淡出政治舞台，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北大、清华学子，渐渐成为民国的风流人物。五四之后的中国政局，西化和激进成了主调。1921年，李方桂考入清华学堂，后来成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就语言学界而言，章太炎和黄侃之后是赵元任、李方桂，正体现了从国学向西学的变迁。《方桂与我五十年》（商务印书馆2010年1月出版）是李方桂的夫人徐樱的回忆录，和杨步伟的《杂记赵家》堪称双璧，都写出了家国相连的学者命运和选择，都记录下众多的学术掌故。李方桂在离乱的时代，只做学者。傅斯年邀请他出任某研究机构所长，李方桂说，一流学者做研究员，二流学者做大学教授，三流学者做学术行政。傅斯年听后，深深作揖，离开。
这三本书，隐现民国的政治和学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宋教仁选择了宪政，为此赴汤蹈火，杀身成仁。五四运动期间，军阀对学生采取或克制或支持的态度（吴佩孚靠通电赢得道义优势和政治资本），是互相牵制、尊重舆论的结果。李方桂和徐樱互相选择，成就一生美满姻缘，而李方桂选择1978年初次回国访问，可谓顺应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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