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列国争雄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新旧交替的一个大变革时代，随着夏、商、西周以来的旧制度、旧传统的日趋瓦解，整个社会陷入到诸侯纷争的危难动乱中。大批士人“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针对当时一系列社会问题，大胆提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他们各成一家，交互论战，构成战国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方铭教授以近30余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战国文学研究》获得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97年，此论文以《战国文学史》为书名，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以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认为这本著作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战国时代的文学史著作，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2008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经过方铭教授十余年精心增订后的《战国文学史》，增订本约60余万字，书名也更名为《战国文学史论》。
《战国文学史论》是一本经过20年历练，气势恢宏、扎实厚重的优秀学术著作，作者立足于战国时代这一非常之时代，并着眼于对这一非常之时代所萌生的非常之文学的发展历史而进行的系统研究。作为学界第一本研究战国时代断代文学史的专门著作的增订本，该书的一大亮点是史论结合，不仅相比一般文学史著作具有更强的理论深度，而且相比一般专论性作品又具有更广阔的文学内涵，体现了作者精益求精的学术品格、文史兼治的学术理路和引领创新的学术气派，将先秦文学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20世纪以来，学者研究中国文学，都是以19世纪以来西洋的文学观念为取舍标准，没有考虑到“文学”一词，本来就是中国固有的学科名称，而且，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文学家按照自己的文学观念，进行着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也正因此，20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往往忽视中国文学的本体性特征，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弊。
方铭教授在《战国文学史论》的引论《战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一文中，通过对欧洲文学的发展过程的考查，提出文学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因此，对战国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必须依照战国时期的文学观念来抉择。因此，方铭认为，先秦时代的经学、诸子、史传，不是体现了文、史、哲不分，或者称为文学和非文学界限往往不清，而事实是，经学、诸子、史传本身就是先秦时代文学之士从事的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方铭的这个观点，周秉高在他的文章中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方先生这是在釜底抽薪，对于那些用现代‘文学’观念去套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现象论者，无疑是当头棒喝”。
方铭倡导实事求是的严谨治学态度，力推中国文化所创造的“臻于完善的学术研究传统”，即“朴学”。基于这一科学的研究方法，作者在全面占有原始资料、出土文献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审慎检讨，细致梳理，折衷辨析，宏观与微观结合，理论阐述与考证辩驳相辅。举例言之，为了论证《道德经》的成书不早于战国时代，书中引用罗根泽《诸子考索》、顾颉刚《古史辨》、蒋伯潜《诸子通考》、钱穆《老子辩》、余明光《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郭店出土的楚墓竹简等众多材料十数证。作者致力于“朴学”的研究方法，无疑是对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界存在的不良学风的有力反拨，更是后进学人应该培养树立的治学之道。
《战国文学史论》相比较《战国文学史》，增订了30多万字，主要表现在体例的史学拓展上，由单纯的文学史平面舒展为作家生活的时代环境、思想变迁和社会著述风气的考察，这样文学史就有了更可靠清晰的史学理据，对阐释战国文学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战国文学史论》既保持了过去文学史的史学，又增加了历史学的史学和考古学的内涵，而以论实名又体现了作者在系统之外注意表达自己的理论思维的期待。《战国文学史论》重点研究了开放时代战国的新风气建立、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以及思想思潮的蜕变等，然后切入战国时代时期的文学思想，再全面展示其言说、叙事、抒情文体方式与过程，学术理路、思维皆显精到。
由此，《战国文学史论》充满了独创之见。如关于什么是战国这一个概念，在引用了几十条资料和多种观点之后，仔细斟酌了战国文学的含义，然后进行断代，提出公元前476年到公元前221年作为战国文学的起讫时间比较妥当的观点。再如把道家区分为黄老道家与杨朱、庄子道家，提出对《黄帝四经》的文学思想的研究，探讨战国文学与孔子及六经的关系，对屈原悲剧性的认识及其历史根源的追溯，对战国文学主流与战国文学特征的总结等，论述既持之有故，言之亦自然成理。不仅如此，书中对战国文学作家作品存佚情况的文献整理较为完备，考证公允，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些都具有相当的学术参考价值。《战国文学史论》还吸取了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全书引书200多种，出现资料近2000条，有时甚至不厌其烦地排列，都是力久投入的结果，让人赞叹。
《战国文学史论》，方铭著，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一版，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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