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王笛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月第一版，59.00元
我至今清楚记得1991年春天赴美时，从飞机上看着下面美丽富饶的成都
为民众写史
成都人坐茶馆的习惯可以说是名声在外。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几乎没有其他机构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在中国，没有城市像成都那样有如此多的茶馆。如果我们把茶馆视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那么在“显微镜”下对这个细胞进行分析，无疑将使我们对城市社会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入。
从1997年我撰写第一篇关于茶馆的文章算起，到今年《茶馆》一书的中文本出版，其间十三四年，可以说是我学术转变最关键的时期，即由研究精英到民众、由宏观到微观。在中国历史学界，还是英雄史观、宏大叙事居统治地位，所以一位前辈美国华裔历史学家“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的告诫，引起不少同行的共鸣，他们相信重大选题才有研究的意义，才可能成就好的历史学家。但我怀疑是否真有所谓“一等题目”或“二等题目”。热衷于“重大题材”的史家，把芸芸众生视为沧海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不屑于观察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在我看来，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对象，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多么平淡无奇，多么缺乏宏大的国家叙事，如果我们有利用“显微镜”解剖对象的本领，有贴近底层的心态和毅力，我们可以从那些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历史和文化有意义的内涵。
我把为民众写史的史观，融汇在我的历史重构和叙事中。这本关于茶馆的长篇叙事，以1900年第一天清早的早茶为开端，在1949年的最后一天晚上堂倌关门而结束。我在“尾声”一节写到：茶馆送走最后一位顾客，辛劳了一天的堂倌很快便进入了梦乡，无论是昨晚最后离开茶馆的茶客，以及正在做梦的堂倌，他们不会知道，隔了五十多年后，一位在成都出生长大但流落他乡的历史学者，会给他们撰写历史。他们不会想到，在这位小同乡的眼中，他们就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他们所光顾的茶馆、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坐茶馆的生活习惯，竟一直是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文化的同一性和独特性较量的“战场”。他们每天到茶馆吃茶，竟然就是他们拿起“弱者的武器”所进行的“弱者的反抗”。
详描细节，凸显主题
讲述在茶馆里发生的故事，揭示了茶馆的许多细节，这些细节，是我论证人们怎样使用公共空间，国家如何控制和影响日常生活，地方文化怎样抵制国家文化等更宏大问题的思考所或不可缺的。引子和尾声这两个部分实际上是对半个世纪成都社会和茶馆变迁的概括，有的细节是根据历史记载的一种逻辑重构，如果读者读完本书，再对照我在《街头文化》中对成都的描述，就会发现这种逻辑重构完全是有历史依据的。
日常的研究取向，容易使我们陷入杂乱的细节而难以自拔，这也引起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细碎化的担忧。这就需要写史者认真思考怎样驾驭那些纷繁的细节，犹如盖房子一样，房子的结构犹如书的宗旨和核心，砖瓦便是这本书的细节，如果只有细节，一个建筑是支撑不起来的。那么《茶馆》这本书，是靠什么支撑的呢？这个结构就是本书的中心论点：现代化的过程使具有丰富地域文化的地方趋向国家文化的同一性，现代化和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扩张势头遭遇了地方文化的顽强抵制。
微观历史的取向，使我们能够近距离观察城市和城市生活。写城市的微观世界，需要把各种支离破碎的细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建构一个真实而完整的历史叙事。我试图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把这个城市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以电影镜头和文学描述的手法展示出来。我觉得写历史有时候就像拍电影，作者的笔触所处犹如镜头，可以用远景、中景、近景，甚至特写，以使读者在阅读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地方文化的顽强生命力
在研究成都茶馆的过程中，我为地方文化所展示的强烈的生命力而感叹。茶馆在城市改良、政府控制、经济衰退、现代化浪潮的冲刷中，随机应变地对付与其他行业、普通民众、精英、社会、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灵活性帮助茶馆在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危机中生存，茶馆这样的小商业成功地铸造了防止现代性进攻的“万里长城”。人们在茶馆追求公共生活和社会交往，那里也是信息交流和社会活动中心，茶馆甚至成为地方和全国经济、政治、文化演变的晴雨表。由于茶馆对市民日常生活具有重要作用，它本身又是多样的、复杂的，各个政治和社会集团都试图对其施加影响，加以利用，使之成为社会改良和政府控制的对象。而利用国家文化改造地方文化，便是其中措施之一。
传统中国城市的发展，多受制于生态环境、地理交通、市场网络以及经济地位等诸多因素及条件，城市空间和文化多是自然形成的，并无一个“总体规划”或全国的统一模式。因此，中国各城市呈现出结构面貌、经济功能、地方管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复杂性，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晚清以降，现代化潮流冲击整个中国，随之而来的城市改良运动，便是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来改造城市，强化政治以推动国家控制，反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但令人惊奇的是，任凭茶碗中波澜翻滚、茶桌上风云变幻，茶馆和地方文化仍然能够坚持到最终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当时激进茶馆及其文化的捍卫者，也显示了从他们的内心深处对所支持的茶馆和坐茶馆的生活方式缺乏坚定的信心，虽然他们竭力为茶馆辩护，但仍然相信最终新的公共设施将取代茶馆。虽然他们反复强调茶馆的功能，但似乎也同意茶馆是“旧”的东西，社会“进步”之后，茶馆终将消亡。但他们完全所料未及的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社会的确已经有了巨大进步，甚至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看起来可以轻易取代茶馆的新公共空间层出不穷，中国传统中的许多东西都永远消失了，但成都的茶馆不但没有消亡，反而繁荣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小茶馆，大社会
研究微观历史，最受史料限制。从1995年我着手写《街头文化》一书起，便竭力发掘关于成都茶馆的细节资料，然而困难重重，直到2000年在成都市档案馆翻检出珍贵的关于茶馆的档案时，才真正使我进入茶馆这个城市的微观世界有了可能。在成都市档案馆阅读那些卷帙浩大的案卷时，一份又一份有关茶馆的档案浮出水面，当时激动而兴奋的心情，仍然记忆犹新。甚至回美国路上也不放心将资料托运，一直随身携带，不敢须臾离开自己的视线，生怕有任何闪失。
回到美国，当我仔细通读这些档案资料时，茶馆这个微观世界的秘密在我脑海里徐徐展开：晚清和民国时期整个国家政治动荡，经历着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之时，一个内陆城市的日常生活是怎样进行的？人们在那里怎样进行聊天、消遣、娱乐等各种休闲活动？但茶馆远远超出其休闲功能，实际上，它是一个社区中心和地方政治的大舞台，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机构，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公共空间之一，是人们能够承受的公共生活而且乐意光顾的最大众化的设施。
把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来分析，便涉及若干相关问题：微观世界能否反映大的社会，微观世界的个案能否说明外边更大的世界？另外，根据小的个案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推而广之到更大的范围？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经常以一个小社区为基地，力图为理解大社会提供一个认知模式，也经常被类似的问题所困扰。一个小社区是大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又不能完全代表那个大社会，因此其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知识”，或者说是“地方经验”。尽管有这样的限制，地方知识至少提供了对大社会的部分认知。本书并不企求建立一个普遍的模式，或者确立一个中国城市公共生活的典型代表，而是提供一个样本和一种经历，以丰富我们对整个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理解。总而言之，微观历史的意义在于为理解城市史的普遍规律提供了个案，不仅深化我们对成都的认识，而且有助于理解其他中国城市。
因此，微观研究的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能够把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更广义的层次。当然，在我们研究大众文化、一般民众、日常生活时，也应该重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事件。一方面，对微观和下层的研究，使我们能观察那些在社会底层知之不多的现象；另一方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的考察，可以加强我们对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这种取向使我们在研究微观问题时，也充分注意到宏观的历史事件。虽然微观历史津津乐道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或“小历史”，但其所揭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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