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进酒――三月三诗会作品选》，陈东东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年4月第一版，30.00元
等到我忘记自己曾经写过诗歌的时候，
部落是一个原始的称谓，维科在《新科学》中认为原始人都是诗人；而在后现代，又开始“重新部落化”（麦克卢汉语）。我将参加“三月三诗会”以及在江南举行的各种诗会的诗人称之为江南的诗人部落。
这本诗集，《将进酒》，是2005-2009年“三月三诗会”的作品选集。“三月三诗会”从2005年伊始，先后在苏州、昆山、同里和虞山举行。2010年“三月三诗会”则在江阴。2005年，南方的九位诗人庞培、张维、李少君、杨键、长岛、潘维、陈东东、小海、江弱水策划了这个民间诗会。
“三月三诗会”自有其传统：“上巳修禊，张乐于流水，是汉代以来的民间风俗。每到农历三月三，男女老少纷纷饮宴踏青，墨客骚人更是雅集唱和，一觞一咏，与百姓同乐，与自然、节令同庆。”而明末复社、清末南社诗人的三月三雅集，在中国南北各地造成深远广泛的影响，诗人和百姓同乐，和自然、节令同庆。
其实，诗歌与春季节日的关系，早在春秋时期就形成了。法国学者葛兰言(MarcelGranet)在《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一书中，考察出中国古代的郑国的春季节日、鲁国的春季节日、陈国的春季节日和春天的皇宫节日，并以此来研究这些春季节日和《诗经》的关系。“三月三诗会”正是这样一个春季节日，一个春天的节日。
诗人的名声，好像是口头传播的，这大概是印证部落诗歌的一个关键。这种名声似乎也是通过宴饮来传播的，我曾经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醉生梦死”（这个说法，很容易产生歧义，我在《神话与仪式》一书中有过阐释，尼采说过，“酒神如醉，日神如梦”，艺术是在梦境和醉境中诞生的。而生与死是艺术的基本的原型，因此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醉生梦死”。）这在江南诗歌部落是正确的，喝酒，做白日梦，然后写诗，陈东东就写过“梦给了生命双倍的时间”这样的诗句。这似乎就是我一直喜欢说的“生命的仪式”。
“三月三诗会”中的诗人，在诗歌朗诵会上朗诵诗歌，在宴饮之时，显示出他们诗人的本色。这种宴饮之风，和魏晋士人放浪形骸的饮酒之风不同，也不同于明中晚期的江南士人交往中那种风气，倒是和唐代李白的酒风相似。如果说，魏晋的士人醉酒是为了忘却政治的险恶，那么明中晚期士人的宴饮之风是宣泄内心的怀才不遇。而“三月三诗会”，是诗人的一种诗性的表现。
因此，这本诗集恰如其分地名作了《将进酒》。“将进酒”，一作“惜空酒樽”，原是汉乐府短箫铑歌的曲调，其实就是“劝酒歌”。唐代李白采用乐府古体写出了《将进酒》。李白的《将进酒》是一首醉酒歌，这是一种浪漫、行吟诗人的豪放之举。当然，江南诗歌部落的诗人也会感叹“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诗人的乐趣是“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但是开首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使江南诗歌部落的诗人感觉到它毕竟是黄河文化的《将进酒》。其实李贺也有《将进酒》：“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这才是具有江南唯美意味的《将进酒》，是真正意义上的酒的祭祀。
江南的诗歌，最早可以说是《越人歌》，后来有“吴歌越吟”之说。从六朝到唐五代，江南的诗歌，虽然比不上北方，但也开始有了大诗人。如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就是一位，国亡之痛，让他写出了千古绝唱。到了南宋，则是诗人辈出，如陆游等。这些诗人的诗歌，构成了一种江南的诗性存在。在我看来，江南有多种存在，一种是地理的存在，一种是意象的存在。这些江南的才子的诗表现的江南是超越于地理和意象的第三种存在，也可以用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的话说是现实和想象之外的“第三空间”。这种“第三空间”就是“三月三诗会”所营造的诗意的空间。陈东东曾经编辑过《南方诗志》，我希望他将南方缩小，编辑《江南诗志》，《将进酒》就是具有“江南诗志”意义的诗集。
“三月三诗会”的诗人不一定都是江南人，江南诗歌部落也是如此。但他们一定喜欢江南，迷恋江南。柏桦创作的《水绘仙侣》，江弱水曾经写过一篇序，就是谈明末文人冒辟疆和董小宛如的艳情。（其实我也非常迷恋明清之际的诗人。我曾读过小说《白门柳》和根据此小说改编的话剧《白门柳》，对钱谦益和柳如是的艳情也颇有感怀。）柏桦对江南有一种神往。江弱水在《水绘仙侣・序》中说：“柏桦把这本书‘献给美丽的江南’。江南，是柏桦心里的一个结。对于无数有着深沉的历史感与文化情怀的中国人来说，也是。然而，请容我说句煞风景的话吧：江南已经只存在于故纸上了。二十世纪，江南可谓四度遭厄：一二十年代的社会动荡，三四十年代的军事侵略，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肃杀，以及八十年代以来的环境污染。柏桦的《水绘仙侣》，我是当作一份江南文化的悼亡词来读的，而这并不是第一份。”
但是，在我看来，“三月三诗会”是意在恢复江南的生命，或者说使江南获得重生。这种重生，不是江南古镇修旧如旧式的重建（我曾经发现，当作为故乡的江南古镇变成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古镇，变成了“无法回归的故乡”。今年五月，我和潘维一起去叶辉的别墅，是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张雷设计的。那个别墅倒是现代诗人的栖息之地。），也不是“借着古人的尸骸，另行吹嘘一些生命进去”，而是一种精神的涅?，就像潘维，他将太湖比作他的“棺材”，这是一种伟大的死亡，又将西湖比作他的“婚床”，这是一种意象的重生。
“三月三诗会”的诗人，云集在苏州、昆山淀山湖、同里、常熟，这可以说是江南的腹地。在这样的“腹地”举行的诗会具有民间性，但又和汉代的“三月三诗会”的民间性相区别，是一种诗人的民间，或者说民间的诗人的聚会。“三月三诗会”又和明末的士人雅集不一样，写诗是为了显示一种风雅。也就是说，“三月三诗会”，不是过于精致的文人雅集，古琴、书画或者唱上一折昆曲，甚至也不是法国巴黎的诗人沙龙，而是中西方兼有的一种诗人的诗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月三诗会”具有一种现代性。
潘维说“一首诗是一场信仰仪式，为了文明而做的一场心灵仪式”。（《潘维诗选・自序》，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不如说，一次诗歌朗诵会，“是一场信仰的仪式，为了文明而作的心灵仪式”。
我认为，诗歌只有通过朗诵才能恢复其仪式性。因此，潘维总是用我说的仪式来为后来不断举行的朗诵会印证。史官更喜欢记录的就是这些仪式性场景，这种仪式性场景是诗人摆脱孤独的最好方式，尤其是潘维这样以孤独作为口头禅的诗人。
诗歌一旦朗诵，就可以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理查德・鲍曼在《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一书中指出，在对作为文化体系的表演进行民族志考察中，调查者的注意力常常首先为那些惯常被表演的文类所吸引。我在诗人圈其实是作为一个观察者而存在的。诗歌的文类是显而易见的，而诗人的活动似乎就是一个部落的活动，就是一种民族志需要考察的存在。
在一个部落中，最重要的是有共同的信仰，在我们这个普遍失去信仰的时代，诗歌就成了我们的信仰。在这里，有一个神话和仪式的问题，诗歌就是神话，而朗诵就是仪式。
诗歌朗诵会，不像寺庙或者教堂那样庄严肃穆，也不像酒吧或者茶馆那样喧哗骚动，而是显示出一种沉静，安宁。和诗人们交往没有负担，你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来去自如，你可以朗诵诗歌，也可以不朗诵诗歌。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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