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时，比如蔡元培的如沐春风，胡适的风流倜傥，陈独秀
即使在特殊的年月，故事仍然有所发生和延续。陈寅恪，熊十力等人就坚持不参加政治性的”大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遭到围剿式的批判时，仍义正词严地表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梁漱溟在“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始终坚持不批孔。这不正是他们坚持精神独立的一身正气的表现么?在燕园之内，还有三件事，给我印象至深。其一，上世纪50年代初，北大哲学系邀请当时马列学院（现中央党校）艾思奇教授来作关于逻辑问题的学术报告，那时的苏联理论界刮起了一阵批判和否定传统逻辑之风，艾思奇可能受其影响，在报告中也有否定形式逻辑的倾向，系主任金岳霖主持报告会，最后只用两句话作了一个小结：“感谢艾思奇教授给我们作了精彩的报告，他的话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前一句话作了礼貌式的肯定，后一句话又委婉地亮明了不同的学术观点。这真是恰到好处，正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幽默中表现了他的高度智慧。其二，大致是80年代，中文系王瑶教授用一百余字写了一份“自我介绍”。录其后半段“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唯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几十个字，就把自己的性格特点勾画得活灵活现。这真是写短文的一个典范。其三，“文革”期间，冯友兰教授年逾古稀，成了系里的“反动学术权威”，遭遇种种批判与伤害，他挺过这段艰难岁月，全靠精神修养的支撑。后来在一次会上，他谈到每次被揪上台接受批斗时，便默念禅宗“六祖”惠能的一首唱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这不仅从佛性上寻求了精神的解脱，而且蕴含着自身的坚定信念。冯先生在95岁高龄完成了他最后的一项重大学术成果《中国哲学史新编》，创造了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近三十年来呢?我们的校园规模扩大了，楼群耸立。学生扩招了，教授人数更是成倍地翻番。然而大学反而变小了，变空了似的。老一辈的大师，名师相继谢世，人们常有人去楼空的感觉。如今的不少“名师”不是水到渠成，名至实归的，而是分配名额，布置“评”出来的。在学生和社会中的影响远不如以前。
故事源于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素养。据回忆材料，在西南联大，历史学教授雷海宗，一支粉笔上讲台，一旦开讲，便神采飞扬，将人物，事件和来龙去脉阐述得十分清晰，连具体年代和各种数字，有人核对，毫无差错。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罗庸、游国恩等人曾同时开设《楚辞》一课，他们各有侧重和特色，便于学生比较与思考。闻一多不讲《离骚》，而独讲《天问》一篇，逐段逐句展开分析，让学生真正读懂一篇古诗，而且读懂一个作者和一个时代。国学大师陈寅恪曾在第一节课上宣布：“别人讲过的东西我不讲”，“我只讲以前没有人讲过的东西。”这确实很难。如今有些东拼西凑的讲稿，照本宣科的讲课，倒正好与陈寅恪所说相反：“别人没讲过的东西我不讲”，“我只讲以前有人讲过的东西。”
清代诗人袁枚有诗句：“面异斯为人，心异斯为文。”人面各异，方能为人。若千人一面，那就糟了，人心各异，斯乃为文。若人人的思想，性格都一律了，只会是文化的停滞。只有各人的精神、个性彰显了，才有优美的文采与故事。金岳霖的高足沈有鼎教授，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却对逻辑和哲学有精深研究，好提问题，学术批评，不容情面，因而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流传的故事甚多。如今的教授，多急功近利，胸无大志者。或习染于官场，或流落于平庸。学术上只求立项出书，并无理论创新之意，教学上多求按职在岗，缺乏育才热忱，写文章多陈言俗套，少真知灼见。这样，精神不独立，个性不张扬，教授再多，摆脱不开一个“俗”字，甚至丑事连连，自然与新颖的故事无缘。
故事的发生，需要适宜的环境。学术是大学最崇高的事业，繁荣学术，培养人才，是教授最崇高的使命，应尽量避免行政力量和外界事务的干扰。学术的准则要严格，学术的环境要宽松。陆游的诗句：“人才衰糜方当虑，士气峥嵘未可非”。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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