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夏瑞芳、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舒新城、胡适、巴金、叶圣陶、邹韬奋等文化名人，曾为上海滩平添几多文化霞光，也使这座开埠时间不长而一夜暴发的工商业发达的城市，迅速成为中国近代文化中心与新闻出版重镇。
2012年，中国近代出
中华书局上海澳门路总厂1935年建成投产，总办事处、编辑所、印刷所、图书馆随之陆续迁入。总厂对中华书局的中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名义为掩护，总算万幸避过日军炮火。1954年经公私合营改造，中华书局总机构迁京，加挂财经出版社牌号，上海澳门路原址留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辞海编辑所，图书馆、印刷厂等。70年代，上海出版局在两个编辑所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并将两社及图书馆分别安排新址，原址全部留给上海中华印刷厂（1998年改为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现代化的彩印企业。
1999年3月，上海市人民政府颁给中华书局旧址“优秀历史建筑”铜牌，这意味着它的“使用性质、内部设计使用功能不得擅自改变”（据《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2008年，上海中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搬迁至青浦印刷基地，旧址被转租给一家“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用于“中华1912创意园”项目商业开发。
记者2010年5月中旬造访上海市澳门路477号时，发现此处已变身工地，一片狼藉。铜牌被埋没在脚手架间，身染水泥，污浊不堪。据称，在建项目要打造“办公、商务、公寓三空间”，“为国内外创意产业公司提供专业的市场服务”。
实际上关于中华书局旧址的保护再利用曾有他议，2009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等12位全国政协委员就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递交提案，建议利用此旧址改建出版博物馆，“中华书局旧址记载着中国出版史上辉煌的昨天，一旦改建成出版博物馆，其所含蕴的历史文化价值、所具有的建筑规模和类型，都可与出版博物馆丰富的展品水乳交融、相互辉映；而与此同时，中华书局旧址也得到了最好的归宿，这是对优秀历史建筑最好的保护。”不仅上海出版界，上海市人民政府也曾于2009年6月12日就利用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旧址与新闻出版总署共建出版博物馆致函总署。
上海某熟知建筑学与近代出版史的人士曾多次实地考察过“中华1912”项目施工情况，该人士表示，中华书局总厂在规划建造之初即作为印刷厂车间而设计，为大开间钢筋混凝土现浇楼盖结构，而公寓、酒店功能所必需的小开间私密空间、独立卫浴，必然要求在楼体内部设置隔断墙、钻通楼板以通上下水，势必会“破坏建筑的格局与结构”。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唐玉恩表示，“在建筑界，我们是希望能依据建筑物原有的设计功能去再利用，这是最合适的保护再利用方式。”上海市文管会某领导的反应是“遗址本身就是文物，利用遗址改建博物馆是国际惯例。”
2010年5月13日，中华书局上海总厂施工现场，工人身后即“优秀历史建筑”铜牌。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名誉理事长武文祥表示，应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叫停施工项目，组织出版印刷业界、文史界以及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界的专家一起来论证，有了科学的结论再进行保护性开发。
中华书局旧址的遭遇，向新闻出版界提出了一个很客观的命题，那就是在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应当如何有效保护优秀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
在文化单位大规模转企转制的过程当中，对于那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是不是还要继续保留在生产企业当中？这是很值得重视和商榷的问题，因为只要放到企业里，企业就会把它当作经营性资产，按照市场规律去运作，用以保值增值，最后就难免形成文化单位破坏文化遗产的情况。转企之前是不是应该对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进行普查和核定，将之剥离出来纳入公益服务范畴，使它们得到与之价值相匹配的保护和利用，使之更好地服务当前、流传后世，值得有关部门和人士认真思考。（详细报道见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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