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每年年会的名字都叫“打土豪”，都是老板、大制作人捐钱给员工。我们先喝酒，喝开心以后捐钱是没标准的，所以每次捐钱的数量非常大，最先从5000开始抽，到最后越来越高，让员工也快
乐起来。这就是我们追求的企业文化。
我自己做电影这行应该从1999年算起，到现在是第11个年头了，完全是赶巧，也没有像很多的企业家做自己的企业是做了很多的计划书、战略、愿景，等等。最大的原因是那个时候我也不认识熊晓鸽他们这样的VC，也不知道风投，概念比较简单，就自己有点钱，一共就10万美金，是打工赚来的，和老婆一起赚的。只有这么多钱能干什么？完全是凭着在国内的机会、运气和内地市场成长的机会迅速赚到第一笔钱。之后在1999年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学美术的，可能和电影圈多少有点关联，就是电影圈大多数是学美术出身的，所以肯定有一点朋友渊源。在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略微有钱的人，就是有个大概几千万块钱吧，所以找我来谈投资的人就比较多。于是在1999年就拍了几部戏，胆子比较大，投的都是大导演，姜文的《鬼子来了》，冯小刚的《没完没了》，三部戏两部赚钱，知道了电影是怎么拍的，也知道了电影是怎么超支的。
这个明白了，还有运气，看到了和导演合作的机会。要说创新，最先是和导演签了工作室合约，合约范本没有任何依据，也没有考察美国是怎么签约的，所以都是想像的。导演一年用多少钱？那时候有的导演也不太懂，一个公司跟他签约，所以就自己算了自己要花多少钱，我印象中是60万。冯小刚导演60万一年。所谓60万就是租下一个办公室，有个司机，有个助理，大概一个月要花5万块钱，60万他OK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合约，华谊兄弟开始了真正的电影旅程。到今天，我们拍摄的电影，这10年来在国内电影界，成功四五十部，成功率像华谊兄弟这么高的很少很少，可能就是和我们公司的模式有点关系。去年我们大概占市场份额10％左右，2010年预计超过10％以上。我觉得在中国做电影运气还是不错的，随着中国市场的自然成长，你只要能跟上它的步伐，我觉得赚钱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做电影没有什么太大的战略想法。三四年前我们又做了一个板块，电视剧。做电视剧是我觉得自己的企业有一定规模了，再一个我们也募到一些投资人，都是个人投资人，互相鞭策也好，学习也好，也知道自己的公司要结构更合理，所以又做了这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板块。当时董事会定的就是要3年之内进全国前3名，不然就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国内最好的电视剧公司。我们有些电视剧不光是赚钱，也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如我们的《士兵突击》口碑非常好。从文化、制作到盈利，这个板块2009年第一次超过我们的电影板块。
如果大家对媒体比较关注的话，我觉得会发现华谊兄弟演员最关注社会公众问题，环保、慈善等问题，当然他们同时在红地毯上也是最在乎自己形象的，我觉得这也是华谊兄弟的形象。
我们这些年来，确实也没有过企业口号。我去联想、蒙牛做企业互访的时候，看到人家到处是标语，标语有的写得很有意思。我自己觉得可能我这方面的能力差一点，一直没编出这方面的词，也不知道华谊兄弟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口号来说出我们这样一个文化企业的企业文化。在我们去年年底员工培训的时候，因为也是给了我15分钟的发言时间，我就编出8个字，其实也不是编的，是我自己的感受。
华谊兄弟真正的企业文化，“平等”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我自己就从来没有感觉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我在这个公司的工作非常轻松，心情非常愉快，从来也没着过急，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不管，要管也可以管到底。一个戏，剧本我可以帮演员读，就到这个程度。第二是“分享”，因为我们三个板块之间的互动非常强，我们的明星可以靠我们的电视剧来让他脸熟，可以靠我们的大电影让他上台阶，我们的明星翻过来可以补充我们的电视剧和电影。我们公司搭一部电视剧或电影的阵容非常容易，《风声》就是我们自己的编剧、导演、制作、演员，在一个体系内完成了一个中小制作，2．5亿的票房。当然，一个文化企业没有“创新”不太可能，但这两个字我确实觉得什么行业都在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不知道，但是要加上。最后两个字是“快乐”，我希望自己的这种心态和感受能传达给我们所有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大导演们，大制作人们，我觉得他们其实在拍戏的阶段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我经常跟他们说，你们的工作压力已经很小了，拍半年戏，打半年球。最后是我们的明星。我和他们说，我们团队多少人为你服务，你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快乐的角色。所以我们公司每年年会的名字都叫“打土豪”，都是老板、大制作人捐钱给员工。我们先喝酒，喝开心以后捐钱是没标准的，所以每次捐钱的数量非常大，最先从5000开始抽，到最后越来越高，让员工也快乐起来。这就是我们追求的企业文化。
（本文为王中军的讲演，摘自《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张维迎主编，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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