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京的本土作家,《神医》所呈现出的“符号”价值,使凸凹成为继浩然、刘绍棠、刘恒之后,北京农村题材创作的代表性作家,凸凹的创作也引起专家学者对京西乡土文化底蕴的探讨,尤其是房山这块作家成长的土地。专家学者认为,不论是作者的宏大叙事,还是精细描绘,都浓缩了房山的民俗风情,呈现了房山人民的现实生活。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贺绍俊和《十月》杂志副总编宁肯都谈到,很多乡土小说家虽然心在乡土,但都无一例外离开乡土选择了进城;凸凹是身在乡土,心也在乡土。宁肯说:“凸凹以文化之身坚守乡村现场几乎是一个特例,他写作并始终在场,这使他不易受到西方文学观念浅显的影响,而完全可以在乡村本位上写作。”与凸凹相识20多年的评论家何振邦坦言,现在的凸凹“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性情、自己的资源、自己的素质的写作方式”。《神医》的出版标志着凸凹找到了自己,这也是评论家白烨对凸凹多年来创作观察后得出的结论。他说,这几年来,一个无所不能的凸凹变成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凸凹,他不断放低姿态,走出浮华,浮躁,走向平实,平和。《中华文学选刊》主编王干认为,凸凹学的是汪曾祺,但是他骨子里面还是他自己,在文学精神上他是学习汪老的“人间送小温”,但艺术特征上有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