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霍米巴巴（HomiK.Bhabha）是后殖民理论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之一，现任哈佛大学安・罗森博格英美文学与语言讲座教授。其主要代表作包括《国族与叙事》(NationandNarration，1990年)、《文化的定位》(TheLo鄄cationofCulture，1993年)等。霍米巴巴的理论为后殖民理
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论域，也为文学与文化批评拓展了新的探索空间，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霍米巴巴教授这次北大之行，演讲的题目从‘全球过渡时期的人文学科’，到‘全球共同体的伦理与美学’，再到‘展示现代性’，视野越来越宏阔，与之相对应的是，演讲场地也越来越大，从一百多个位子的新闻报告厅，到可以容纳四百人的阳光大厅。这或许预示着，‘好戏’还在后头。”5月18日，霍米巴巴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新闻发布厅做首场演讲，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在开场白中说。“一个学者在国外开拓疆土比收获掌声更有价值，希望霍米巴巴教授通过这次北大之行，和中国学界能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陈平原说。
年轻时，霍米巴巴在孟买受到良好的英式教育，后来游学欧美，在哈佛任教多年，如今说得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身材高大魁梧，肤色黝黑，格子衬衫外套一件灰色竖条纹的中长休闲西装，长期生活在西方的他，身上透出的仍是典型的现代印度人气质。在外文系民主楼教室里，霍米巴巴招呼那些挤在门口的学生到身边的空地。看他们坐定了，才开始演讲。一位头发花白的外国老者专心投入地讲，一群中国的年轻学子专心认真地听，做着笔记。
在西方，霍米巴巴与萨义德和斯皮瓦克一起被誉为后殖民理论的“圣三位一体”。三个人都来自亚洲，客居英美，虽然理论“位格”不同，但影响同样巨大。但在中国，人们对后两人的关注与了解似乎更多一些，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一度成为学界的口头禅，斯皮瓦克的各种读本和有关评论集也可以在书店里找到。而霍米巴巴的名字，中国读者显然要陌生得多。
对于中国，他却并不陌生。2002年6月，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参加由清华大学主办的“清华-哈佛后殖民理论高级论坛”。他对中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有些国家很强大，但是他们在衰败，我们没有。印度和中国有相似的历史，都有潜力，所以我们要合作。”5月20日，他和杜维明教授就“展示现代性”展开对话。在他看来，这是“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对话”，他认为，“印度与中国的哲学智慧和精神很重要”。
“很多工程都在以‘改变’的名义进行。我们往往侧重实现更大的目标，我们的思维太面向未来，太宏观了，对日常的决策想得太少。我觉得小的决策对我们个人生活有很大的影响。”霍米巴巴说。
从“大杂烩式”的后殖民都市孟买到牛津、伦敦，再到美国，是一位带有世界主义气质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部经验。他曾将孟买比喻成“集市”，而牛津则是“绅士俱乐部”。这种对照导致了霍米巴巴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批评视角。
据说，在哈佛的网站上，霍米巴巴的简历长达二十四页。现在，他除了哈佛大学英语系安・罗森伯格教授身份外，还担任该校人文中心主任和校长人文学科高级顾问。但是，再怎么忙，霍米巴巴每天都会为家人做出一桌可口的饭菜。他还喜欢诗歌，喜欢艺术收藏。谈起在牛津求学时认识的妻子，他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读书报：您出生于一个祆教（拜火教）背景的家庭,这是否会让你在印度有一种被疏离的感觉？
霍米巴巴：不会。印度社会对祆教教徒很宽容。祆教教徒在印度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印度是一个很仁慈很开放的国度。在印度，帕西族人或者祆教教徒和印度人都能和谐相处，生活得很好。
读书报：它对您的学术生涯有什么影响吗？
霍米巴巴：祆教对我来说不是宗教信仰，对我没有太大影响。但是，作为印度社会中的少数族的帕西人的一员，这对我很有影响。因为帕西人很开放、自由、慷慨，他们不讲究正统，没有排他性。从他们那里我学会了如何处理同其他文化和民族的关系。
读书报：作为亚裔学者，您在西方学术界有没有一种疏离感？
霍米巴巴：没有。在美国的亚裔学者在数量上确实不如来自欧洲的学者多，但还是有很多来自亚洲的学者在美国工作。
读书报：您出生在一个多元文化汇集的家庭里，家庭生活风格很后现代。您能具体描述一下吗？
霍米巴巴：我不觉得我的家庭生活很后现代。的确，在我们的大家族里，很多成员散居在世界上不同国家。但是，印度是我的老家。我在孟买、伦敦和波士顿的堪布里奇都生活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说我的生活很后现代。这些经历让我的生活变得很多元化，很丰富多彩。
读书报：与“绅士俱乐部”式的牛津生活相比，您将孟买比作是一个“大集市”。这种对比很有意思。这对您的人生和学术生涯都是一种丰富和扩充吧？毕竟，那些毕生只在西方世界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没有这样的经历。
霍米巴巴：你知道，很多年以来，对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学者而言，大学就是他们的家园。二战以后，很多德国学者来到了英国和美国。除此之外，当很多发展中国家变成了后殖民社会后，也就是脱离了殖民者的直接统治之后，这些国家的学者离开自己的祖国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大学十分开放，大学对这些学者和知识分子敞开了怀抱。
读书报：在接受BBC“南方之声”的采访时，您形容出生地孟买是一个“大杂烩”。我对这个“大杂烩”很感兴趣。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霍米巴巴：在我记忆里，孟买的社会是多样性、多元化的。在那里，人们使用不同的语言，对其他的文化很感兴趣。这是一个富于创新性、创造性和实验性的社会。孟买对我的影响在于，让我可以自由地思考，自由地看待并阐释这个世界，让我可以适应世界不同地方的生活。
读书报：今天的印度与您小时候的印度相比有些什么变化？
霍米巴巴：在我小时候，印度是发展中社会，属于第三世界，那些发达国家带着文化上居高临下的腔调，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意味着我们那时还没发展到现代的阶段。今天却不一样，印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印度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在技术和金融等方面，能够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媲美。今天的印度人是可以骄傲的，因为他们从没有忘记过去，同时也充满雄心壮志地规划未来，在他们眼中，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读书报：您认为印度当前存在哪些问题呢？
霍米巴巴：面对自己国家的进展时，印度人自己也不断提问，不断地寻求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我们热爱和忠于自己的国家。这也是我和我的同事所经常思考的问题。印度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建设基础设施，国民教育、水质量、发电、交通、污水处理等都需要进一步加强，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受其影响。当我们听到关于印度的发展这样那样的评论时，我们保持清醒和谨慎。有些人说，你们的国家，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发展速度惊人。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印度，人们的阅读水平还没有提高。
读书报：在北大的第一场讲座中，您提到全球化非常复杂。怎么理解这种复杂性？
霍米巴巴：全球化的确很复杂，这一点我在讲座中已经提到了。因为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我们开始在不同的文化、民族和社会之间看到某种相同性或相似性。但是，那些在跨文化、跨社会语境中看似相似的东西，一旦变成那些民族、族群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时，就不一定真的相似了。譬如，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印度宝莱坞制作的电影现在在俄罗斯、以色列和美国都很受欢迎。但是这些电影在被不同国家的观众观赏时，就得到了不同的解读。所以就全球化而言，最为复杂的是：我们开始将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一个统一体，但实际上，尽管各种文化看似很相近，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即使是相同的东西在不同的地方也会产生不同的发展。比如，美国的肯德基和印度的肯德基是绝不相同的，它们在不同的国家被赋予了相当不同的涵义。我想，在中国也是这样的。
读书报：您同萨义德和斯皮瓦克被看作是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人物，解构帝国主义的殖民神话，消解西方中心主义及其二元论，揭穿西方现代性的进步性和普世性的伪善面具，重建底层民众和“少数族”的主体性。这种理论的提出和建设对现实的推进作用如何呢？
霍米巴巴：我的理论工作没有政治议程（politicalprogram），也没有什么社会目的，没有对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我的理论在学生、大学教授、政治家、作家和思想家之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当他们读我的作品时，他们就会明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应该怎样去理解文化和文化差异，如何思考平等、自由或是公平的问题。我希望他们能理解并接受我的观点，并且在他们从事社会活动或者开展激进的运动时，能够运用这些观点。
读书报：1980年到1988年期间，您关注的是英国在印度殖民史上的文化交流及其影响。那之后到90年代中期，您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文化碰撞、种族、民族以及现代文化研究上。此后您的研究走向有没有什么变化？当前的研究重点是什么？
霍米巴巴：作为一个做学术的思想者和知识分子，我总是对自己的学术日程（规划）、工作和理论进行思考，并对它们提出质疑。我一直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对种族、殖民主义和写作进行了思索，我接着继续重新思考流散人口、移民、流亡者、移民在不同的国家定居的种种方式，他们是如何进行了创造性的文学创作的，他们如何去适应新的生活，他们的新生活怎样增强了他们的创造力。现在，我还会花一些时间在全球化这个更大的框架内去思考这些问题。我早期工作是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现在的重点放在了与全球化相关的种种议题上，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因为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殖民主义，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全球主义的早期形式。
读书报：这方面的研究近期有著作出版吗？
霍米巴巴：哈佛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我的《全球尺度》（AGlobalMeasure），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也将很快出版《叙事的权利》（TheRighttoNarrate）。读书报：在哈佛，您和妻子杰奎琳是令人艳羡的学术夫妻。她的法学专业背景对您的学术研究有影响吗？
霍米巴巴：她对我的影响在于，她让我意识到了很多问题，比如移民问题、难民问题、少数族的话语权和表述权等问题。所以，她帮助我扩展了研究范围，使我的研究越来越具有包容性。
读书报：也就是说，她对您的帮助很大。有这样一个贤内助您很幸运。
霍米巴巴：是的，我很幸运。
读书报：这几年中国大规模地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作为一个西方学者，您对此怎么看？
霍米巴巴：孔子学院有好几百所。中国刚开始是想学德国的歌德学院，由政府出钱，资助全世界的人学德文，了解德国的文化。但现在，中国的做法升级了，很多学者到各地访问，不光教中文，而且做研究。汉堡、芝加哥等地的孔子学院也开始多元化。我想强调，这并不是把软实力强加给别人。尽管美国军事强大，但很多欧洲人并不特别尊重美国文化。中国要注重与不同文化的对话。因此，我觉得世博会是个好例子。
读书报：那次演讲会上，陈平原教授说西方学者到中国来，有的来收获掌声，有的则是来开疆拓土。您认为自己属于哪种呢？
霍米巴巴：我来中国是为了了解中国。
读书报：您对中国后殖民研究的现状了解吗？
霍米巴巴：我知道一些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家。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很重要很有意思的工作。他们很慷慨，很接纳我的理论。同时，我从他们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一次的中国之行我收获颇丰。
读书报：我知道您非常喜欢奥登的诗，有没有喜欢的中国诗人？
霍米巴巴：我对中国诗歌的了解很少，而且都是通过译文了解的。这方面我很不在行。我的感觉是，中国诗人能通过很微妙的方式用很细腻的语言表达很重要的东西。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本采访得到了清华大学生安锋老师和吕俊峰小姐的帮助，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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