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的棉花糖》，毕飞宇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年第一版，22.00元
《雨天的棉花糖》起笔于1992的春天，就在暑假即将来临的时候，小说快竣工了，可是我发现，我看不到我预期的结尾。我预期什么呢？说起来很简单，是一种情感状态：欲哭无泪。我在折腾小说里的人物，也在折腾我自己，我
――谁也不能哭出来，这个情感状态、或者说这样的分寸感有意思吗？有意义吗？我说不好。我只能说，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极其顽固，伴随着写作，他会给自己预设一些不可理喻的、不讲道理的目标，然后，搬着自己的脑袋往上撞。――小说发表出来之后，读者是否注意到了你的这个预期？是否认同你的这个预期？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对这一部作品，我想这么干，我必须这么干。《雨天的棉花糖》的结尾或者说“调子”必须是欲哭无泪的。
在前往徐州的路上，是在南京火车站吧，我坐在水泥台阶上，再一次阅读了尚未完工的手稿。还没有读完，我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我决定把小说的人称由“他”换成“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决定有多“疯狂”，等我再一次回到南京，我知道了，换小说的人称不只是把“他”换成“我”，或者说，把“我”换成“他”，它的艰难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二婚。
年轻好哇。年轻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只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困难。转眼暑假就到了，那个暑假有巴塞罗那奥运会，那也是我拥有了电视机之后的奥运会。可是，我对那一届奥运会的记忆是模糊的，我的心思全花在了一个叫“红豆”的男子身上了，――“红豆”是《雨天的棉花糖》里最重要的人物，一个从“对越自卫反击中”返回故里的军人。一个失败的军人。
我没有参过军，没有任何战争经历，我为什么要写“红豆”呢？我的动机到底在哪里？我的热情和渴望究竟是什么？
时光必须回溯到1988年的春节。我是1987年大学毕业之后来到南京的，半年之后，也就是1987年的年底，我接受了一位学生家长的邀请，去学生的家里过了一个很特别的春节。我认识了我学生的“二姐”和“二姐夫”，很不幸，他们正在闹离婚。闹离婚的理由不复杂，“我二姐一直都瞧不起我二姐夫”。
一望可知，二姐夫是一个弱势的人，瘦小，心深，鬼，眯眯眼。他几乎不正眼看人，看之前先要把眼睛闭上，睁开之后马上又避开。我其实很害怕和他交流，我就希望他端端正正地看着我，四眼相对，然后好好说话。可他偏偏就不看，一眼都不看。和所有痛苦的人一样，二姐夫对陌生人有一种难以理喻的热情，他坚持把我邀请到了他的家，他让我在他的家里“住两天。”
在深夜，二姐夫来到了我的房间。我想说，这次谈话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我的心一波三折。我不敢相信坐在我面前的“二姐夫”是一个退伍军人，他的身上没有半点退伍军人的气息与痕迹，令我更加不能相信的是，“二姐夫”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我想我的吃惊有些过分了，过分的吃惊就等于怀疑。为了证明他的话是真的，“二姐夫”把他的战地日记翻了出来，十分郑重地递到了我的手上。我的小人之心马上得出了一个阴暗的判断，他做这一切是有目的的，他想让我这个客人知道，在这个家里，他并不是一个弱者，不是一个随便可以让人踢出去的软蛋，起码，他有一个强壮的、伴随着硝烟与爆炸的过去。
接过日记本的时候，我的心中充满了崇敬，要知道，那是1988年。一个刚满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必然是这样的――他对一切经历过战争的人都心存崇敬。但是，很不幸，战地日记写得很糟糕，几乎没有具体内容，没有战地生活，没有画面，没有描述，我读到的只是决心、激情、效忠、呐喊、对死亡（牺牲）的热切以及没有来路的、又大又空的爱。
后来，二姐夫从我的手上把他的日记本拿了回去，合上，抚摸，轻声骂了一声“他妈的”，然后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白写了，没死掉。”
这句话在我的心口上划了一刀。我望着“二姐夫”，他还是没有看我。为了回避我的目光，他昂着头，闭着眼睛，在微笑。他的表情和腔调是自嘲的、自贱的，很羞愧，很不甘。必须承认，他的表情尤其是他的腔调在我的心口上又划了一刀。我想说，此时此刻，他多么渴望感受一个烈士的荣光与骄傲。死了多好，如果他死了，他就什么都有了。他是有机会死的，他已经做好全部的铺垫和全部的准备，命运却把他送回了家。多么遗憾！他的一生将为此而懊恼，追悔莫及。
他妈的，白写了，又没有死掉。
现在（不是当时）的问题是，他活着回来了，还没有残疾，然而，是什么让一个从战场上安全回家的退伍军人如此懊恼并追悔莫及的呢？
我记住了“二姐夫”，可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写一个退伍军人的故事。
以我写作的经验来看，一个印象，或者说，一个记忆，很难生成一部小说。小说是在什么时候生成的呢？是在一个印象、一个记忆被另一个印象、另一个记忆激活的时候。我的小说大多来自于这样的激活。
现在我必须要说另一件事。
把“二姐夫”激活起来的是《新闻联播》里的一个电视画面。具体的日子我记不得了，我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写《雨天的棉花糖》之前。电视画面来自美国的空军机场，内容是老布什去迎接美国的战俘。老布什很激动，他对那些做过战俘的美国大兵说：“你们是美国的英雄！”
在今天，这句话也许很普通，可是，我必须要强调，那是90年代初。老布什的话在我的耳朵里是石破天惊的。我是1964年出生的人，老布什的话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一个中国年轻人的认知能力，它强劲地突破了我的情感方式，它毁坏了我的内在逻辑。
――电视画面还在继续，老布什的讲话之后，我看到了美国空军机场上众多的女人，他们是母亲或妻子。她们在流泪，她们幸福，她们自豪。她们在和一个又一个死里逃生的“前战俘”拥抱，亲吻。我不能接受老布什的话，可我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一群女人的幸福与快乐。母亲与妻子的幸福快乐必须是正确的，只能是正确的，她们的泪水内部富含人生的常识和恒久的真理。如果不是这样，错的只能是生活。
现在（也是当时）的问题是，如果这群大兵是中国人，结果将会怎样？我们的母亲们和我们的妻子们会如何面对自己的亲人？空军机场是透明的还是秘密的？母亲与妻子是自豪的还是自卑的？
“二姐夫”来了。“二姐夫”和美国的空军机场彼此毫无关联，可是，他神秘地降落在了我的记忆表面。他的面貌比当初的那个深夜还要生动，还要鲜活。他的身边没有母亲，没有妻子，他的身边没有老布什。他的身上布满了疼痛的痕迹。我知道我可以写点什么了。
一切都是假设，但是，如果假设让我也疼痛了，我就有理由认定，假设离地面只有二十公分，一阵风就可以把它吹落下来。
真的不复杂，《雨天的棉花糖》写了一个战俘。它是一个悲剧。我当然知道悲剧的硬指标：眼泪。
然而，读《雨天的棉花糖》可以流泪么？
我的答案是不能。说到底这不是答案，是我的希望，是我对《雨天的棉花糖》的一种预期。
悲剧无非有两种――
一种是“可以解决”的悲剧；一种是“尚未解决”的悲剧。已经解决的悲剧必须让人流泪，流泪说到底是一件痛快的事；另一种悲剧是，它在我们的现存生活中依然不可能得到解决，它只能是欲哭无泪。――这是美学原则么？不是，是我的一相情愿。
我的一厢情愿并不成功，事实上，《雨天的棉花糖》发表之后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它甚至连发表出来都是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直到1994年读者朋友们才能够读到它。人们可以用成败来论英雄，父母却从来不用成败来论孩子。对我来说，《雨天的棉花糖》永远是我最特殊的一个“孩子”，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在我和“红豆”朝夕相处的那些日子里，我深深地爱上了他。到现在为止，在我小说人物谱系里，红豆是我最喜爱的一个人。不是我塑造了他，是他帮助了我。他为我替换了精神上的软件，因为红豆，我看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他让我长大了，“成人”了。如果允许我说得大一点，夸张一点，我想说，通过《雨天的棉花糖》的写作，我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蜕变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
《雨天的棉花糖》，是我小说写作的一小步，却是我人生的一大步。我一再对媒体说，我感谢写作，却始终没有机会把这句话说清楚，现在，我想把我的“感谢”说清楚一些――
因为人生经历的局限，我其实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我的每一次精神上的成长都是在写作中完成的。无论你怎样批评我自恋，我都要说，我真切地爱着我小说里的那些人物，他们从不让我失望。我希望有这么一天，他们能对我说，我们也爱你，你从来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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