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东学西渐而言，我这里也仅仅就个人兴趣与能力而言，主要先关注东学欧渐―东学德渐―华学德渐。一层层剥落，最后将中国文化影响与接受的具体语境落实到作为一个具体民族国家的德国。设若如此，则顾正祥教授的《德译中国诗选本目录》乃是必备之工具书。这种学术基础工程型的作品在中国学界非常少见，而这类“笨功夫”对于学术研究本身意义重大。我自己因致力东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对此深有感触。
譬如大家一般都知道马勒的名曲《大地之歌》大量化用中国资源，尤其是与中国古典诗歌，如唐代大诗人李白诗歌的渊源，但一般也就追溯到那位不甚有名的翻译家―――贝特格的中国诗译本《中国之笛》。可借助顾氏之编著，我们发现了贝特格的“汉诗德译”的系列作品，包括：《近代外国抒情诗》、《来自中国的桃花盛开时》等；当然还可以比较其他译者的文本。这为我们深入追究其时汉风生成的具体环境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关键线索和部分语境。而就学术研究的大格局来说，这样一个中介环节其实至关重要，必不可少。应该说，顾氏的工作“功在学界”，这一点将随着学术史本身的推进而不断见证之。
我相信，东学西渐将是一个学界此后逐渐趋向的热点学域，但如果要进入这个领域，就必须与西方学者在同一个平台“登台较技”，这是半点都取巧不得的真功夫考验。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就学术推进本身而言，没有大量学术资料的系统收集、考订、整理的功夫，想“一步登天”，近乎是缘木求鱼，或许可能因个别学者的天资独发和寂寞坚守，可以产生一些第一流的成果和人物，但一国学术的整体推进则是不可想象的。正因如此，中国现代学术虽然出现了像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特别杰出的学人代表，但最终并不能形成世界学术中心的中国转移。道理很简单，前者基本上属于比较孤立的个案，在整体上并未能形成一种“群体效应”。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相对成熟的目录文献的编订，也对学者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一方面，能否拾遗补缺，将此一目录不断更新、扩充、完善；另一方面，则当引以为范，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譬如仅就华学德渐这样一个子系统的文学部分而言，研究文章、小说、戏剧等部分也都需要此类的工具书。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于理解现代德诗（广义概念）的形成来说，一批中国古典小说的译介影响很大，不仅是汉学家、翻译家，也包括一般意义的知识精英。譬如布伯，作为著名的神学家和学者，他虽不通汉语，但通过英译本转译，编辑出版了两部书：《中国的鬼怪和爱情故事》、《庄子―――德国选本的语录和寓言》。这两书的影响不小，卡夫卡与布伯有过接触，他对布伯作的报告评价不高：“我早已听过他的报告，他给我的印象是这个人相当乏味。”但认为其转译的《聊斋志异》故事“精彩绝伦”。如果有类似“德译中国小说选本目录”之类的工具书则无疑将大大便利研究者的“跟踪深入”。
作为现代人心目中的“耶路撒冷”，德国思想之形成对于人类文明史整体进程来说至关重要。而考察其具体形成过程，则无疑为揭开这个谜底提供最佳探测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自豪感的问题，而是“求知世界”之必要，“学术寻踪”之必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不仅需要关注汉诗德译的知识史线索，属于此套书系的其他外诗德译也值得关注。反之，我也深望国内学者能够“以此为范”，学习德国学者的“彻底性”和“精确性”作风，更有其背后“为学术而学术”的求真精神。既要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如翻译工作自然是要做的，尤其是对东西交通史（广义概念）的研究成果之输入；也要注重红线串连的技巧和能力，这也同样极为重要。至少可以首先做到的是，如“汉译各外国文学选本目录”这样的基础性学术工作，而且应尝试做双语版本，以求真正有贡献于世界共享的“知识共同体”；同时，从事精深研究的学者，应该步步为营，借助工具书的编撰工作而奉献有原创性的专著。
我个人的感觉是，虽然德国不像法国那样有极其明显的中国情结，但汉风影响德思生成的总体背景应当是存在的。从莱布尼茨开始，经由沃尔夫、康德、歌德、蒂克、海涅等代代相传，这样一种汉风背景对德思形成是有相当关键之作用的。进入现代以后（这里主要指以20世纪为代表），以德布林、黑塞、布莱希特等为代表的文学精英，似乎更有所拓展，使德国文学与思想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在世界面前，虽然未能在致思之路上更上层楼，但就与中国文化的认知和关系来说则“有增无减”。正如美国于19世纪万人留德那样，这无疑也是人类智力交流与发展史上最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诚如是，则此类目录学工作之展开，功在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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