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余秋雨的新作《我等不到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在《作者说明》中这样写道：“原来一个小小家庭的历史，也有无限可校正的余地”、“于是就有了眼前这本书。有了它，《借我一生》可以不再印刷，尽管它在篇幅上还不到那本书的一半”。两相对照，该叫人怎样理解？
封笔七年之后，他要重新改写自己的“一生”了。出版社换了，书的题目也不一样了，“《借我一生》可以不再印刷”了，卖不掉的就回炉吧。他的历史将在“纯手工写作”下被“刷新”，笔者以为，余秋雨又一次开始了“故事新编”之旅。
他在海峡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说，“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的历史”。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余秋雨的这本新书弥漫着按捺不住的内心的怨恨。
怨天尤人
在《作者说明》中，他借一位教授说，“什么一生，你和妻子近十多年的经历最为惊心动魄，但你显然顾虑太多，写得不清不楚。”
余秋雨回首过去，这十多年来，真是灾难深重。可谓“惊心动魄”，寒天吃冰，点点滴滴在心头。他首先把一切责任归之于天，是谓“怨天”。
在笔者的观察中，余秋雨说话做文章，喜欢上纲上线，凡事好往大里说。他首先把所有姓余的明显毫不相干的名人都拉来充祖先，“凭一种难以表述的直觉，我猜我家应该是余阙、余渊之后，是从安徽流徙到浙江来的”（《我等不到了》6页）。一个所谓的著名学者，认祖归宗居然如此不靠“谱”。他平白无故地总结出余氏“都是灾难中的生存者，因此绝不给别人增添灾难”。“这个清清朗朗地顶着一个‘人’字的姓氏，无法想像为什么自己的一部部家谱全都变成了灾难史”（《我等不到了》7页）。
他莫名其妙地叩问历史学家闻所未闻的历史：“在十三世纪的马蹄血海中，为什么一切对立面的终端都姓余？为什么最后一面破残的军旗上都写着一个‘余’？为什么在战争平息后一切邀功论赏、荣华富贵的名单中却又找不到余？”（《我等不到了》6页）
他自问自答：“今后还会这样吗？可能还会这样。这是余家的命。”（《我等不到了》7页）
当然，这也是余秋雨的命。
“让他们闹吧，灾难是我的宿命”（《我等不到了》214页）。
“灾难是我的宿命，有一系列隆重的安排，其中一项就是承受诽谤”（《我等不到了》262页）。
所谓诽谤，就是“他们闹吧”。他所受到的批评全部都是诽谤，批评者给他带来的是灾难。
于是开始“尤人”，矛头指向批评者。
按照余秋雨的说法，许多批评者起初都是他的崇拜者。他用据说是他们自己说过的“终极”、“脊梁”等等来奚落他们，给他们取外号，以质疑别人的文品。
余秋雨从来不会想到可以换个方式思考，为什么这些所谓的“崇拜者”和朋友们会不约而同地“反水”，纷纷弃你而去？当初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应运而生，让人耳目一新，确实收到过许多赞扬。但是，玩弄词藻难以为继，没有真知灼见的文章走不了多远。余式散文或可作为应试教育的范本，却不宜表达真情实感。接踵而出的《山居笔记》已是差强人意，《霜冷长河》、《千年一叹》更是江河日下，一泻千里，不堪卒读。教人想恭维也无从下嘴。所谓黄台之瓜不堪三摘。既然一蟹不如一蟹，别人由赞扬转为批评，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吗？尤其是余秋雨傲慢自大地拒绝一切批评，甚至对批评者妖魔化，自然要引起别人的反感和不满。失道寡助，当初的赞扬者不能对你“从一而终”，不正是余秋雨自己“作”出来的吗？
余秋雨沿用当年写作组影射点名的手法，点了许多批评者。他还更新改造出许多故事来抨击他们。
他把批评一律称为诽谤，他借用一个过世之人杨长勋的口说：“据我统计，近几年国内诽谤你的文章已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放心吧，你肯定创造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遭受诽谤的历史记录，不仅是中国记录，而且是世界记录。”（《我等不到了》217页）
又是这位杨长勋说古远清：“这是一个曾经把你吹捧为终极坐标的人，现在跳到了相反的终极，竟然说你谋害了周恩来的养女，可能要篡夺国家的最高权力。”（《我等不到了》218页）
这位杨先生接着说余开伟：“更好玩的是，这个评论家说，中国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可能是你在做中学生的时候发动的。”（《我等不到了》218页）
再说朱大可：“上海的一个文人揭露，有一个妓女也在读你的书，还把你的书与她的口红放在一起。因此判定你的书是文化口红，号召天下正经的妻子和丈夫都不要去碰。”（《我等不到了》219页）
且不管古远清、余开伟、朱大可对余秋雨的批评正确与否，他们会说这种令天下人耻笑的昏话吗？
对于诽谤，余秋雨也有他独特的解释。他借余鸿文的话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因为那必定是假的。讨论诽谤，只看它为什么发生”（《我等不到了》259页）。他先把批评者的批评定性为诽谤，断言“那必定是假的”，然后从讨论批评一步跨了过去，开始追查批评者的身份和动机。其实谁都明白，假话和诽谤，并不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而是先有虚假，后有诽谤。如果是真的，就不是诽谤。比如说余秋雨是“石一歌”一员，参加过写作组，写过大批判文章，就不是诽谤。
随意诬人诽谤，其实正是诽谤，一种更加恶劣的诽谤。
在《借我一生》中，他曾经编造过一个逼人忏悔的造反派“袁千悔”来影射他人。现在，他又编造一个造反派“金万名”来贬损金文明。说这个造反派“从几个文科教授的著作中找出一大堆文史差错”、“开始‘咬文嚼字’”（《我等不到了》125页）。他一如既往地把金文明的批评比喻成“文革”大批判，而对批评本身不置一词，似乎金文明指出的那几百个文史差错已经不复存在。
最新的一个故事直指戏剧家沙叶新：
但是，就在这时，上海的一个话剧团突然上演了一出叫《边疆新苗》的戏。这出戏，用一串生动的故事证明学校是害人的，文化是坑人的，教育是骗人的，年轻人应该全部到边疆去，那里是比任何家庭都温暖的地方。这出戏被当时上海造反派中管文化的头目徐景贤看中，下令每个家庭都要观看（《我等不到了》131页）。
余秋雨告诉读者，在下乡二十周年的时候，一大群知识青年包围了沙叶新，推挤着要打沙叶新一顿。正是自己站在沙的身边保护了他。后来，当然是沙叶新忘恩负义，以至于胡伟民说：“我们怎么交了这么一个朋友，气得我浑身颤抖，胸口发闷！”（《我等不到了》200页）不久，胡伟民就死在华山医院。他已经没法出来证明，他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
1969年，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模范知青金训华，在一次特大山洪中，为了抢救两根电线杆而送了命。市里点名要求正在干校劳动的沙叶新以金训华事件为素材创作一出话剧。
1970年，以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主旨的六场话剧《边疆新苗》进行公演。虽然只是一部主旋律作品，但其中崭露出创作者与众不同的个性，这出话剧以幽默风格见长。没有将主人公不着边际地“高大全”化，演出效果还不错。
但是，时任文化部长于会泳认为该剧违背“三突出”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原则，资产阶级的花花草草太多，点名要向这出话剧开炮，从上到下便一齐行动起来。沙叶新原本准备在全市批判会上为自己的艺术观点申辩，权衡一番后，还是放弃了这种书呆子的做法。他撕毁申辩稿，乖乖检讨，并继续去黑龙江“深入生活”，修改剧本。此种委屈相从的经历给他造成不小的伤害。
1983年，沙叶新已经是一位如日中天的剧作家，忆及此事，他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个人做违心的事最为痛苦，这种内心的巨大痛苦，使我当时几乎精神失常。”
时隔27年后的今天，沙叶新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毫不犹豫地将《边》剧归入“遵命文学”。
“我歌颂的是什么？就是生命还没有一根木头珍贵。你只有尊重自己的生命，才能尊重别人的生命。你自己都不保险，这怎么行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要有前提的”（以上见《一介书生的“出走”》，2010年4月2日《南风窗》）。
君子坦荡荡，沙叶新先生的深刻反思显示了男子汉的一份担当。知识青年下乡在先，金训华的事迹在后，《边疆新苗》更在后，余秋雨的怪异故事从何谈起？上海的知识青年都是白痴吗？他们不知道是谁要他们下乡的吗？二十年后，他们会把上山下乡归罪《边疆新苗》的作者之一沙叶新，要“打他一顿”吗！沙叶新如此“罪大恶极”，为什么“文革”后受清查的不是沙叶新而是余秋雨呢？
英国作家毛姆说过：“读者本来没那么傻，你却拿他当傻瓜，这是很危险的。”（毛姆《巨匠与杰作》）
余秋雨的两个手指以手枪状瞄向沙叶新时，三个手指却指向自己。1975年第7期的《朝霞》杂志，领军的首篇文章正是余秋雨的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记一位县委书记》。这是余秋雨和朱永嘉一起“到赣南山区跑了一大圈”回来所写的文章。经过实地考察，他给读者描绘了一幅知识青年踊跃下乡、贫下中农奔走相抢的美妙图画。正是余秋雨告诉读者，知识青年在江西生活滋润，大有作为，“那里是比任何家庭都温暖的地方”。
沙叶新曾对自己发过“帮凶”这种狠话，余秋雨有片言只语提到过这篇散文吗？余秋雨敢于像沙叶新一样直面自己的过去吗？
恰恰相反，余秋雨居然大胆地给自己下结论：“放心，我调查过，文化界里边，在‘文革’中像我这样干净的，至少还没有遇到过，如果有，也绝不会写诽谤文章。”（《我等不到了》224页）被名气绑架的余秋雨显然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余秋雨在百忙之中对全国千百万文化人做了调查，一定要花费毕生精力，这个调查报告应该献给国家，载入史册。人们知道，余秋雨在“文革”期间至少曾经发表过七篇大批判文章（《学习与批判》中4篇，《人民日报》中的《路》，《朝霞》杂志的《记一位县委书记》、《走出彼得堡》）。而余秋雨是最干净的，那就等于说，全国文化界的每个人，在文革期间，至少都发表过七篇以上大批判文章，不知文化界的女士先生们，是否认同余秋雨的这个论断？
作为同代人，我们有责任帮助余秋雨为历史留下真相。
“故事新编”
对待自己的过去，余秋雨坚持“不认错，不道歉、不反思”的三不原则。在贬损别人的同时，余秋雨一如既往地表扬自己。为此，他甚至对自己的历史故事重新编造。且看其中几例。
关于余秋雨和“石一歌”、上海写作组的关系早已真相大白。对此，人们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但是余秋雨隔几年就要搅动一下，在新的回忆录中，他不仅对这个陈年老谎冷饭重炒，而且添加了新的佐料：
学院里一位姓王的工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去处。说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一位叫胡锡涛的青年教师要给《文汇报》社写一篇评论俄罗斯戏剧表演理论家斯坦尼的文章，但他不懂表演，想请我们学院的徐企平老师提供一点资料，我如果陪着徐老师一起去，说不定能够在报社食堂免费吃饭（《我等不到了》132页）。
因为不能免费，他就向胡锡涛借饭票。
“胡锡涛先生还曾经要我为他的评论文章写一个初稿供他参考，我‘借’了人家饭票很难拒绝，但又不会写当时流行的那种批判式字句，因此一拿出来，就被胡锡涛先生‘枪毙’了”（《我等不到了》133页）。
一个被饥饿所迫的青年人，为了吃饭，只好出卖自己，批判斯坦尼。他“又不会写当时流行的那种批判式字句”，你还能批评他什么呢？当然必须有一个假定：你根本不知道或者没有看过余秋雨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的那些大批判文章！
还有这段，他说是为了照顾住院的爸爸：
因此我离开教材组回到市区……碰巧的是，我突然听到，医院附近有一家创办不久的文学杂志《朝霞》，遇到了大麻烦。
这家文学杂志很“左”，没有什么水准，却有一篇小说被认为有讽刺“工总司”之嫌（《我等不到了》156页）。
余秋雨出于对工总司的仇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第二天我离开爸爸病房后就去找了当时被称为“写作组”的文教管理部门，那家杂志应该也是他们管的。谁知他们更加惶恐，原来联系《朝霞》的一位女士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别人谁也不敢去编辑部，怕遇到工总司来动武。他们不了解我，但从表情看出了我对工总司的厌恶，就对我说：“我们的人不能去了，你方便，去看看工总司的动静，好吗？”我说：“我早就想会会他们了！”（《我等不到了》156页）
余秋雨显然已经忘记了他在《借我一生》中是怎么讲述这个故事的。他说，在《朝霞》的一篇小说被“工总司”抓住了尾巴后：
这里就出现了一件对我很不仗义的事情。朱（永嘉）、王（知常）等人为了尽快脱钩，便想找一个写作组之外的年轻人去糊弄一下，表示已经没有关系，心急火燎之中竟顺手逮住了我，却不向我讲清全部危险背景，只说是“工总司”一批人在捣蛋。（《借我一生》254页）
自己亲身经历的同样一件事，两次讲述的情节完全不一样。在《借我一生》中，是朱、王很不仗义地欺骗了他，“心急火燎之中竟顺手逮住了我”。事后，他还“对此我怒不可遏，前去责问”朱永嘉王知常（《借我一生》25页）。在《我等不到了》中，他是“碰巧突然听到”，第一次去写作组上门主动请战，像一条江湖好汉：“我早就想会会他们了！”
《借我一生》确实可以不再印刷了。否则，岂非让七年前的余秋雨出来自打耳光？
把这个故事由被动“校正”为主动后，他的文革传奇又多了个对抗“工总司”的故事。余秋雨洋洋自得地表扬自己：
我已经咬着牙齿对抗过造反，对抗过饥饿，对抗过洪水，对抗过“工总司”，现在又有了河姆渡、兵马俑、马王堆的加持，还怕什么？（《我等不到了》157页）
人们不明白“河姆渡、兵马俑、马王堆”干他什么事，为什么会“加持”于他？学者余秋雨显然已经脱离了学术轨道，开始装神弄鬼。
余秋雨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的文章中提到了2009年的“诈捐”事件。他说，“回上海与妻子商量，我们现在可以在剩余的稿酬中捐出五十万元人民币，用最精打细算的方式购买图书和设备，大概可以建三个图书馆。我悄悄安排了一个工作小组，把那笔钱交给了他们，关照他们低调实施”，“捐建图书馆的事，我甚至连自己的助理金克林也没有告诉”，“但是工作小组的行动还是引起了注意，一个记者不知在哪张报纸上猜测我可能要出二十万元捐建希望小学。后来有人问起，我仍然没有透露实情，只是泛泛地说了一点我和妻子在慈善活动方面的心愿”（《我等不到了》283―284页）。
这就是说，他在2008年一开始就拿出了五十万元给工作小组。但是，在2009年的那场沸沸扬扬的“诈捐”风波中，金克林、黄育海言之凿凿的讲话以及九久公司的严正声明墨迹犹存，如今全都成了不知内情的漫天瞎说。
至于记者报道的希望小学猜测云云，人们根本就不是在什么报纸上而是从余秋雨自己的博客上看到的，余秋雨现在无视这一点，轻描淡写地把它推给了这个莫须有的记者。
《我等不到了》出版前，余秋雨关闭了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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