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文身的女孩》，［瑞典］斯蒂格・拉森著，颜湘如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4月第一版，39.90元
对“国耻”一词，我们基于自己的记忆，通常把它理解为被非正义战
小说里产业雄厚的范耶尔家族，自上世纪初以来出现了父子相承的纳粹分子，或至少是品行败坏的人：理查德―戈弗里父子、哈洛德―毕耶父子皆是。理查德和哈洛德的四弟亨利，也就是小说中的企业最高掌门，算是唯一有着清白声誉和良好公众形象的一位家族成员，他聘请了《千禧年》杂志的首席撰稿人麦可・布隆维斯特，到他家来调查一桩近四十年前的悬案――侄女海莉的神秘失踪，且用悲愤不解的口吻，向他描述了自家近亲的这些丑闻。这桩案子最终是揭开了谜底，揭露出了一个更可憎的恶徒的面目：他不但反犹，而且厌女，以性侵犯和虐人为乐，他甚至设立了一个私刑室来虐杀无辜的人。他对主人公这样解释自己“对抗社会规范”的行为：“你无法了解完全掌控一个人的生死时的那种神圣的感觉。”
跟随精神科学研究的深入，现代犯罪小说日益与心理变态离不开关系。读拉森的这部作品，就和读马丁・舍瓦尔和佩尔・瓦勒夫妇的侦探小说一样，你能感受到一种瑞典式的冷血：手段之残忍还在其次，重要的是犯罪没有明确的理由和针对性，让你一想到死难者被作为玩物孤零零遗弃的感觉，想到那里的气温怎样迅速夺走人的体温，就会不寒而栗。这是真正的“社会犯罪”，是现代都市“生人社会”的产物，凶徒一闪身即隐于人海；人被害死后不是丢在很快会引起访客围观的私人庄园的长椅上，而是掉进了喧哗的陌生人形成的茫茫沙漠。
布隆维斯特来到范耶尔家族居住的那个小岛时，就被1月初的天气折磨得叫苦不迭。随着故事的推进，他逐渐发现了那些被连环强暴犯依《圣经・旧约》里的手段杀害的女人，这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不必身处其境也可以想象。拉森充分利用了瑞典的自然条件，并利用了没有几个女人会本能地喜欢的《旧约》，尤其是血腥味十足的《利未记》，来强化犯罪的学术含量和神秘气息。每到调查进入节骨眼时，故事中反犹的弦就绷紧了：海莉的失踪与她所发现并记录的反犹式屠女行为有关，这引起主人公去注意在失踪当天的可疑分子里有亲纳粹背景的人物，也一再唤起读者对瑞典新纳粹问题的关注。这项运动萌芽于瑞典民间在二战中对纳粹的同情。四十年来，新纳粹分子在从斯德哥尔摩到马尔默的街道上无数次游行示威，就在他奋笔疾书的2003年，新纳粹党徒甚至在大屠杀纪念日冲击了正在举行纪念仪式的斯德哥尔摩犹太教堂――而警方袖手旁观。对这种背景的了解和耻辱意识在作者心中注入了剧烈的紧迫感，理所当然地，他要拿冷血的凶手来比那一群群狂热偏执的癌变的社会细胞。
严格地来说，这项指控充其量只是文学隐喻性的，丑恶的政治偏激与丑恶的个人病癖之间，毕竟缺少必然的逻辑联系。凶手也是被有意塑造成精神变态的，他很难说有多少代表性。但是，这个人常年虐害女性而不被揭露的事实，在拉森的笔下，实实在在地是在讽刺当今的瑞典。在小说里，反犹这根弦与金融犯罪、公共媒体的堕落等等都伏在了故事的主线背后或旁侧，作者企图通过小说，在所有这些领域发出自己控诉的声音。“龙文身的女孩”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电脑黑客，她帮助布隆维斯特完成了破案工作，并利用其技术闯入陷害他的腐败大亨温纳斯壮的硬盘窃取信息――莫非能克制目无法纪的黑恶势力的，只有同样目无法纪的黑客？
即使作者健在，恐也无法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龙文身的女孩》从第一页起就把人带入到一个当代色彩浓烈的社会环境之中，主人公踩在电子技术的尖端上行事，但遮掩、粉饰、揭露和抵抗的对象依然是人心中的贪欲和邪念。其中，最贴近我们的生活、给予我们最大启发的一点，莫若说是对媒体责任的重申。布隆维斯特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财经记者的强烈愤慨：“财经记者的职责应该是调查并揭发那些制造利率危机以及拿小股东的钱去做投机买卖的骗子，还要学那些毫不留情地紧盯部长们与国会议员一言一行的政治记者，严密监控公司的董事会”，但现实却是“有那么多深具影响力的财经记者，把一些金融界的平庸小鬼捧得像摇滚巨星。”该是一个何等以急公好义为使命的人，能发表这样迫不及待的言论？他似乎并不是一本将被定性为“畅销小说”的书的适当作者。当海莉失踪案水落石出时，布隆维斯特甚至为自己必须顾及与范耶尔家族的合作关系而保守秘密深感痛苦：“在职业生涯中，他始终致力于揭发他人企图隐瞒的事实”，现在却被迫掩盖一系列亲自发现的骇人罪行。“财经记者”的使命也适用于一切记者：没错，这是范耶尔的家丑，然而记者有责任把它变成一个“国耻”。
在无辜死者的利益――哪怕她们已死了半个多世纪――和国家莺歌燕舞的面子之间，记者应该选择什么是没有疑义的，违心而行会让拉森-布隆维斯特辗转难眠，要不是这一点，布隆维斯特也不会在与温纳斯壮的第一次交锋中，掉入了后者布下的深喉陷阱。现代社会是越来越不相信人可以凭良心发声的，在众人眼里，一个人的“背景”决定了他效力于哪一个利益集团，为哪一方说话，因此，一个公共事件中往往只有立场的博弈而没有道义的伸张。布隆维斯特的遭遇表明，记者的当今处境注定了他在将阴暗的秘密揭破为公共事件时，必须被赋予不择手段甚至一意孤行的权力，必须有倾向于弱者的制度保障，让他们得以独立。因为他们只有发声的权力，还得指望公众纷乱庞杂的信息之中探出头来作回应――他们所能借重的资源，实不及巨头大鳄的千分之一。
实话说，我甚至觉得温纳斯壮垮台垮得太快，布隆维斯特孤胆揭黑行动的道义回报也来得太疾，也许斯蒂格・拉森太渴望云开雾散的一日了。在他的面前，我们应当引以为耻的不仅是耻辱感的缺失，还有那种早已被蝇营狗苟、呼来唤去的职业生涯泯灭的明判大是大非的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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