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像费先生一样颠沛流离乃是知识分子的普遍境况，他们一方面固然因生计所迫，另一方面也是老习惯使然，经常一路跑警报还一路写东西，无
费孝通的这三本海外札记――《初访美国》（1943）、《重访英伦》（1946）和《美国人的性格》（1947），自然也带着这种矛盾心情来书写中西比较。
1943年，他在北美西岸登陆，一路向东，从华盛顿到新泽西再到纽约，一时间曼哈顿现代大都市的锐气逼面而来，越发勾起心底对老城苏州的怀念，怀念那种由绸长衫、缎子鞋和茶馆里的散懒衬托的文人气质，还有黑瓦白墙宅院里影影绰绰的鬼。他说自己感觉像是小时候看西洋景，又像是在读《镜花缘》。本来，“西洋景”与“镜花缘”，前者是形容走走看看，后者是形容写写画画，其实说的就是他自己对欧美西方国家的观察与思考，而其中的深意，是想去探索当下世界这个“多元一体”格局中，构成多元的诸种文化和群体之间如何相互理解――这也是后来他在晚年提出“文化自觉”应有的题中之意。
令费孝通印象深刻的是，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中国无一不是文化的混合体。他访美时的接待者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汉学家、政府顾问专家费正清教授及其妻子费慰梅女士。刚到他们家，费孝通便被“雷”了一下，客厅里挂着一轴清朝官员画像，不知是中国谁家的祖宗遗像被拿来这儿做装饰用了。虽然他知道这种怪异的文化拼接多少包含一种异文化的猎奇心理，但是他不满足于这些表面了解，还想对美国文化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究。而美国学界大概只知道他的江村研究，便以为他有兴趣和另一位研究日本农村的美国人类学家交流，结果他很不高兴被当作农村研究专家，一见那人的面就说，我得先去认识美国才谈得文化合作的正经事，今天你得带我去认认美国。他们去一家中餐馆吃饭看表演，费孝通的大部分心思都用在四周观察，连菜谱也能琢磨半天。所谓的中餐馆其实不中不西，就是个大杂烩，他惊叹：“就在这一刹那，这一角，多少不同来源的文化横奔齐集，斐然杂陈，似乎全忘了这是中国欧仆、东土刺绣、西班牙舞蹈，古巴歌声，爵士音乐，南欧面目。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全合在一起，难分难解。……一种新的文化！”全球化在费孝通眼中意味着不同文化的混合，现代化是全球性的跨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费正清客厅的那幅画背后，有一个自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400多年的历史。这片大陆先后来过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华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等，印第安人的文明程度还没有到出现国家制度的地步，西班牙人干的是海盗劫掠的营生，真正定居在这里的移民是华人和欧洲的英法移民。华人移民在新世界中求生活，并不像南洋华侨那样移植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制度，而是因地制宜地确立了新的生活方式。所以，费孝通说，美洲的文化基础不是原原本本从欧洲移植来的，而是打破了原来不同的文化势力又将其混合的产物，使“科学”与“民主”有了试验场。无论是帝制中国还是英国，随着19世纪的结束早已停止了其文明扩张的历史，费孝通认为，这是文化成年所致的一种相对稳定状态，然而这种“停滞”却不是命定要死亡。他内心相信，人类历史的朝向，终究要从农业时代的成熟中脱壳而出，走向工业时代，美国的工业文化发展了百来年已经走向成年，而中国还有机会长出新的文化嫩枝来。美国人和中国人在他眼中最大的不同，便是美国人把历史放在自己身后，历史是死的，与当下世界阴阳两隔，因而他说美国是无鬼的世界；中国人的心里则装着祖先，历史感是绵延的，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与鬼同在是中国文化骨子里相当美好的部分。他认为，科学和民主造下了现代的美国，犹如单车的两个轮子，中间支撑的三角杆是基督精神，而中国最缺的、最难得的就是这样的三角杆――没有这样的宗教，那么至少能保留对鬼的依恋，在他看来这无疑是一种道德伦理。
游历了美国之后再到英国，费孝通把目光集中在它的精英阶层。
作为迟暮帝国的脊梁，英国知识分子包括旧贵族和资产阶级新贵，既互相角力又互相支持，诸如上下议会的辩论、保守党和工党的攻守都存着斗争和某种默契。在城里的大商人或绅士愿意在乡下经营并不赚钱的大农场，其目的不纯粹是经济性的而是社会性的，他们是乡村社会的重心。不过，乡村并不是英国社会的主体，而是城市的后花园。这样无论从朝廷到乡野，英国知识分子都充分发挥着社会中间人的功能。在他们对现代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设计中，英国议会内阁制和政治改良主义精神的结合得到费孝通的高度评价，当然这还不够，他还关注政府与政党分开的“文官制度”、法团和法案对民主社会的组织作用，以及费边社的知识分子在学术、教育和政治上对工党的有力支持。英国人的现实和理性即使他们在世变方激中稳如磐石，却也曾让费孝通感到郁涩得厉害，因为看到这个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中充满功利主义的计算。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美国人像年轻人，总想与父亲平起平坐，那么英国人就像中年人，没有笑容也没有激动，前者好动，而后者好静。但是，英国绅士的力量和他们有效贯通社会上下的制度与精神却是费孝通考察中国传统政治特点之时的有力映照。大约在同时期他对所关心的中国双轨政治问题、乡土重建问题的讨论，与他在英国和美国所见所闻都有关系。
费孝通对英美社会与中国社会的互相观照和理解没有简单地划分出清晰的界线，中西之间在他看来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这在学术研究上要具体落实还有许多需要思考的地方。早年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英国政治经济学院求学之时，费孝通的老师们――吴文藻、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等人虽各执德美、欧陆学派所长，同时亦兼而有之，种种综合为他奠定一生的学术基础。旅美期间，受到美国人类学文化人格学派的吸引，费孝通把英美社会作为具有民族性格的文化实体来进行描述，并与心目中的中国社会进行比较。
但是，如果只是为了发现差异而没有意识到中西文化的关联，那么相互理解也就不可能；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只有在历史中才能真正得到解释。费孝通曾受过民族学训练，对于民族文化历史变迁的动因和机制一直给予关注。而面对中西社会现实中的巨大反差和历史鸿沟，类型比较方法可以通过抽象出文化要素进行并置比较，来回避客观历史的问题。这对他而言，原本应该是个矛盾。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指向，是寻找各自文化精神的寄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话可能。在他看来，在美国社会，文化精神可能呈现为基督教宗教，而英国社会可能呈现为政治哲学和绅士，而在中国可能是伦理和知识分子（在少数民族地区可能还牵涉到宗教和巫师）。
当他提出20世纪是一个世界性的战国时代的时候，他一方面同意萨义德（Said）所说的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创造了东西对立的学术话语，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在这个观点束缚下讨论，因为根据萨义德的看法，东方社会无论是“守旧”还是“现代化”，都是东方学殖民主义的后果。萨义德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建构，本身是一种作茧自缚。费孝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对此有反思能力。简单地说，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要去回答诸如西方为何有科学，而东方为何产生不了科学这样的问题，而是去思考对于美国人而言，科学意味着什么，科学与他们的基督教有何关系，又促成了什么样的历史与社会形态。其目的也不是判断说我们要科学或不要科学，而是我们内在的历史和文化观念提供了怎样的对物质世界的看法，这才是不同于萨义德的思考方向。
费孝通说，他从写作《初访美国》到1988年访问日本，探索了四十四年，终于明白，首先要去认识文化差异的由来，明白各有各的道理，才可能去谈求同存异。也就是说，在他的跨文化比较中实际关注两个层面，一是文化精神的呈现，一是文化精神的历史养成，而后者还远远没来得及讨论。人类学通常宣称，我们对世界的探索建立在对他者的理解上，然而这还不够，因为在经典人类学里，他者自身没有历史，寻找其文化精神的历史养成是一个荒诞的命题。对此王铭铭亦曾在《西方作为他者》中批评过――在这本有趣的书中，他讨论了费孝通没有叙述到的“前东方学”时代存在着一种与上古史相联系的古代中国的“西方学”，这笔思想的遗产构成了中国知识人理解他者的基础。实际上，费孝通的海外观察亦脱离不了这一思想脉络。
在此之外，对于费孝通来说，英美之旅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他寻找老师们的思想痕迹的旅途。在美国，他的办公室就是派克老师的书房，芝大社会科学大楼的五W二号，使他顿觉到了圣地。1962年身心羁困之际，他写作《留英记》，描述他和马林诺夫斯基相处的一点一滴，写到每周五开人类学席明纳（seminar），马氏的办公室里浓烟滚滚几乎伸手不见，那股烟味似乎能从纸上飘出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似乎并不局限于到西方去进行学术朝圣，他惦记着马氏所说的人类学研究文明社会的前途，所以他对海外世界的探索还广泛涉及印度、澳洲、日本等国家和区域。
1993年，在印度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费孝通作题为“对‘美好社会’的思考”的发言，谈道，“美好社会”总是人类群体不可缺少的意念，表现为诸如神话、传说、宗教、祖训、哲学和学说等多种形式的价值信念；价值观念不同的群体之间相互往来中，协作是经常的，而且是历史的系统的。在这些接触当中，虽不可避免地产生民族中心主义，但也同时伴随着对它的反思，孔子所提出的“有教无类”，意思是人的价值观念可以通过教育取得一致，又不强加于人。这是各国的“孔子”都会关注的普遍性的问题。如果说费孝通对中国人类学成为一门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学问有所期待，我想他大概是要提醒我们，人类学家做经验研究也是在书写思想，别真把自己当成了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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