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与中国的关系也有很深的渊源：130年前，哈佛最早邀请中国人去执教；最近30年，哈佛一直领跑美国大学和智库对中国的研究。如今哈佛有百余位中国问题学者，有关中国话题的讲座几乎每天都有，哈佛依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张冠梓在哈佛做访问学者一年多的时间里，策划并组织三十多位中青年学者参加了“哈佛看中国”学术访谈，在哈佛各学院面向48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展开了“遍地开花”式的访谈活动，涉及文学、历史、文化、语言、哲学乃至环境、物理等多个学科。哈佛学者对中国的主张和认识见仁见智，但不乏真知灼见，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张冠梓首先采访了哈佛肯尼迪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AnthonySaich）教授，并把前后访谈录音整理成文稿《转型的中国与中国的转型》，作为访谈项目的参考范文。在赛奇的帮助下，张冠梓接触到了活跃在中国研究领域的哈佛顶级大师们，而他们对于“哈佛看中国”的创意也颇为欣赏。哈佛法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东亚法律研究主任安守廉（WilliamP.Alford）教授表示，应该也相应组织一个“中国学者看美国”的访谈项目，形成你看我、我看你的学术互动和相互关照。而张冠梓对此笑言，“哈佛看中国”由中国学者发起并组织，“中国学者看美国”则应该由美国学者发起。
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历史悠久。哈佛拥有许多闻名世界的中国问题学者，他们的研究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和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有很大影响力。早期有大名鼎鼎的费正清教授，他是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奠基人。特别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是享誉世界的东亚研究机构。正如曾任中心主任的傅高义(ErzaVogel)教授所指出的，“今天哈佛所具有的全球视野，就是从费正清创设中国学研究开始、并成为一个相应的衡量指标”。惠特尼峰是美国第一高峰，应该说站在哈佛看中国，就是站在惠特尼峰来?望中国大地。哈佛研究者是海外中国研究的制高点，其视觉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和辐射力。
中国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近三十年来的快速发展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这就像三口之家和十口之家对家庭主妇而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三口之家觉得很为难的事情，对于十口之家可能不是个问题，而十口之家面临的难题三口之家可能永远也不会碰到。
事实上，由于中国与美国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美国民众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能发展到现在的地步，更不知道中国的未来走向。正如赛奇教授所说，在西方人看来，仅仅就改革开放后中国能一直保持发展这一现象，就已经是个传奇了。费正清教授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归纳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四种看法：离奇的、理想化的、幻灭的及社会学的。美国不少研究中国的专家都有一个同感，即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始终是一种混合体，在两个极端间摇摆，这种情结在当前依旧是美国主流文化里中国形象的基本架构。
基辛格在哈佛学成之后留校任教，先后访问中国四十多次。基辛格博士因为不断关注中国，越来越深入了解中国，对中国充满友好感情，“中国因其文化的独特性令洋人难以企及”，“中国总是不断地使我感到惊奇和鼓励”。总之，只要相互关注就会减少陌生，相互交流就会减少距离。这也是《哈佛看中国》的题中之义。
《哈佛看中国》，张冠梓主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4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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