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北大蔚蓝的天空下

　　人物简介：

王永兴（1914-2008），辽宁省昌图县人。1934年至1943年就读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文系、历史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1978年起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任教，在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书等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编著有《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

　　一

北大的早晨，宁静，清幽。

黄刊（即王永兴，下同―――编者按）坐在轮椅上，我推着他，从校医院出来，穿过梧桐树叶交织的茂密的林荫，经过芳草茵茵的静园，绕过蜿蜒曲折的幽径，来到翠竹、古树掩映的临湖轩前，仰望着两株苍劲挺拔的白皮松。这是黄刊最喜欢的白皮松，据说是明代的古树，已经巍然耸立了几百年了。

这是他因肺炎住院的第十二天，也是我第二次在早晨推他出来。高烧虽退去，他的血液中氧气较低，二氧化碳仍高，医生建议我推他出来走走。

黄刊无力地靠着轮椅，用一两个字，勉强回答我的问话。昨天他就是这样几乎闭着眼睛出来的，什么话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今天该怎样让他说话，让他深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收氧气呢？我有些犯愁了。

突然想到了黄刊住院前经常捧在手里的《陈寅恪诗集》，我似乎想到了办法。在松树下，我背起陈寅恪先生的诗：“汉家之厄今十世，”我停顿下来，一会儿，我听到他接了下来：“不见中兴伤老至。”顾不上心头的狂喜，我连忙背下去：“一死从容殉大伦，”他仍在继续接下来：“千秋怅望悲遗志。”

于是我们就这样一人一句，环绕着松树垂下的苍翠的枝条，背完了这首长长的《王观堂先生挽词》。

陈寅恪先生，真是他心中永不忘却的回忆啊！我欣喜又感动。此后我才明白，陈寅恪先生的诗，不仅陪伴他和我在医院的两个月，而且作为他心中的支柱，支撑他走过一切风雨，走完了一生。

　　二

推着他沿着绿树成荫的小路往回走，我一边感慨，一边回忆着他住院十几天来的日日夜夜。

黄刊这次生病，比以往的几次都严重，他咳血，也因缺氧而昏睡。而且随着年龄增大，许多事都忘了，许多话、许多人都记不清了，甚至出现了时空混乱，不知身在何处，思想飘向久远的过去。

每当夜幕降临，我心中都感到恐怖。因为夜里，他的思绪飞速地游离现实，似睡似醒地固执地停留在过去某个特定时空，让我不知所措。

在医院的第一夜，他在咳嗽、喘息逐渐安定，安睡了一两个小时后，突然精神起来。他问我：“电源插好了吗？”在我愕然中，他又说：“出来了！”于是双手忙乱起来，手指不停地动。一会儿说：“帮帮忙，这些字跑了！”一会儿又说：“快来，它怎么又不见了！”紧接着，又喊：“我要另起一行，怎么办呢？”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在学电脑，这些表现，正是2001年他初学用电脑打字时的常态。

说起学电脑的因缘，我想起九年前我在英国时，他给我写的书不成字的信：

我现在手写字越来越不行了，同时脚走路也越来越不行了。原因何在？我自己不知道，但却引起一个思想：自强是必要的，还要加一个“忍”字。手抖，要忍下去继续写；一走路，脚就沉重，似乎抬不起来，但要忍，终于抬起来向前走了一步。走路慢，但终于向前走了；我进步没有停止。至于抬起脚迈向前的几分钟，似疼非疼比疼还要难过之际，脚可以放下去，不向前走了。不！我要忍“似疼非疼的难过”。我向前走出一步。手抖心也似乎在抖，把笔放下不写了，但我要忍“心也似乎在抖”，写下去，终于写出了给你的信，这是用心写的，妻子是知道的。

你来信中多谈敦煌吐鲁番文书，这原本是我很熟悉的，现在似乎虽有兴趣但已忘了许多。这两天，我有时想把已发表的大约二十几篇论文，严格选择可得十篇，多数是几万字的长文，改与补，几年来就想补的已很具体，用一年时间成集，朋友可帮助出版。这一想法多次，每一次的结论是自我批评：不自量力，妄想。叹息一次。我的双手还能写什么？我知道，爱妻会说，你帮助我。我的爱妻，这绝对不可以！因为你现在有比助我更重要的事要抓紧做好。

“文革”中受到的酷刑到了晚年仍在影响他的身体，双手写字越来越困难，到了世纪末，手写字已不可辨认了。他还想写文章，又不忍耽误我时间帮他抄写。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能自己学习电脑打字了。我成了他的电脑老师。

首先要教他输入法。五笔对他太难了，而且我也不会。我惯用的自然码输入法是双拼的，需要记一些元音和辅音，也不适合他。智能ABC比较容易学，前提是要能准确拼音。我觉得这种输入法对他来说比较容易掌握，但他并没学过拼音，也有一定困难。于是我先对他进行拼音启蒙。拿着词典，我告诉他元音、辅音的拼写，然后让他对着字典练习，他口中念念有词地学习着，很快就会拼出一个字的拼音了，拼不准的也能通过查词典更正。接下来，我告诉他辅音b、p、m、f和元音a、o、e等在键盘上和英文字母的对应关系，他认识了，进步很快。等认全了拼音和字母之后，我再教他识别和使用键盘上常用的键，并画出示意图，如翻页、取消、空格、回车键及各种常用符号键，这样，经过多次练习，他终于能够拿着字典一边查一边打字了。等到一个个字打出之后，又教了他一些编辑方法，如剪切、复制、粘贴、格式调整等等，他由于手抖，控制鼠标困难，进步不大。我还试图教他指法，希望他能五指运用自如，但他习惯于食指和中指，我看“两指禅”并不影响他打字，只是慢一些，也就不再强迫他了。

我告诉他只要指法准确，是可以盲打的。他不禁大发感慨，他惋惜寅恪先生没赶上电脑时代，因为那样寅恪先生就可以不用口述而自己打文章了。他说他曾试图给老师设计一个可以写在一个个框子里的木板，但因笨手笨脚的，设计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这成为他的终生憾事，有时在梦中，还会设计写字板。

看到他已掌握打字方法，我就拿一篇报纸上的文章让他练习，他不肯，坚持要打寅恪先生《寒柳堂集》中的《赠蒋秉南序》。《序》文中的字多是不常用的，频繁地翻页、查找，他又不熟悉键盘，不熟练操作，更加困难。但他不辞辛苦地打着，往往坐在电脑前几个小时不动，坚持着不放弃，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他敲出了第一篇文章。经过校对后，他让我用打印机打出，强调一定要打得字大一些。我用四号黑体打在稿纸上。他拿在手里，反复诵读，至“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一段，激昂慷慨，令人动容。之后，又打印了寅恪先生《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和陶然亭壁间女子题句》、《昨闻客言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业新书矣》、《丁亥春日清华园作》、《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询近状赋此答之》、《辛未九一八事变后刘宏度自沈阳来北平既相见后即偕游北海天王堂》等诗。这些诗或直抒寅恪先生胸臆（如圣籍神皋、迂叟、续命河汾），用意良深，或关乎他的身世（如九一八及清华园），都是他最喜欢的。他一字一句地打着、诵读着。在这次生病住院的时候，我推着他背诵的最多的，除《王观堂先生挽词》外，就是上面这些，他记得最准确，至死不忘。

就这样，他艰辛地完成了“换笔”历程。之后，除了生病的日子，他每天都会坐在电脑前，启动按钮，看着电脑屏幕飞速变幻，用中指使劲敲一下回车键，踌躇满志的样子，俨然是一个横刀立马的将军，气定神闲地指挥着千军万马。他用电脑撰写了《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之作的重大意义》、《唐人小说红线的历史背景》、《论李靖》、《论北周武帝宇文邕》等多篇论文，以之著述《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疏证、《回忆录》，更重要的是，在九十岁的高龄，自己一字一句地完整打印出近20万字的《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我只是帮他调整了文稿的格式。

夜深了，病床上的黄刊仍挥动双手，不停地打字。他在打什么呢？

　　三

第二夜，他的思绪又往后退了一些，在这一夜的时空中，已经没有我了。他的眼前，仿佛是历史系108的会议室，他正在系里的教师面前发言，谈如何培养学生问题。

他慷慨激昂地讲着：

第一，要学风严谨、平实，重视基本训练。……

第二，要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

第三，要有通识，包括通性之真实，个性之真实。基础要广，要深。

第四，历史系学生的责任，是要艰苦学习，向78级学习，从严、从难、大运动量；历史系教师的责任，是要培养一支研究队伍，要敢为天下先。……

要以陈寅恪先生为楷模，一生忠诚于学术研究，将全部心血投在学术研究上，不因环境顺利或逆境而改变其节操。在名利之前，不改初衷，抓紧时间。……

铿锵有力的语言，振奋、坚定的声音，在后半夜的医院中格外清晰。没有咳嗽，没有喘息，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我为他摆脱了病痛而高兴，但也担心他影响了相邻病房中其他病人的休息。黄刊不停地说着，那火热的声音，在病房中久久回荡。

不知过了多久，他沉沉睡去。我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熟悉的话语，和我第一次听他讲课时依稀仿佛。我也忘记了时空，燃起了干云的读书豪气。

黄刊曾说过：“我做事认真，绝不偷懒，有十分力量，绝不使九分。”我问他：“在北大教书，你使了多少呢？”他回答：“我已使出了十二分。”

自1978年末他调来北大，就长期超负荷工作，体力已远远超支了。支撑他这样拼搏的，是顽强的毅力和压抑二十年之后喷薄而出的热情，而在这背后的，是对寅恪先生坚定的信念。在他使用的陈寅恪先生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扉页上，他写道：

一九八W年一月，我在北京大学讲授寅师过去曾讲授的课。抚今追昔，不胜感慨。我要用功读书，以求实的精神治史，不愧为他的学生。永兴，书此自勉。

有着这样的感情，所有的苦楚、委屈和挫折都不重要了，他就这样拼命地工作着。

第三夜，他还沉浸在上世纪80年代那火热的日子中。他一遍一遍地说，要去给学生上课，甚至不停地乞求、哀求我，让他起来，快到上课时间了，学生在等他，他要去上课。我使劲解释，也无法让他安卧。

　　四

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几十年的日子，可以一晃而过，不留痕迹；而几年甚至几天的经历，就足以改变一生，贯穿一生。在医院一个个混乱的夜晚，我更清晰地体会到这一点。

黄刊的记忆，仍在继续往回走。

以后的几夜，充满了血雨腥风。我最恐怖的一幕上演了。黄刊同样也没有忘记“文革”。他蜷曲在床上，凄厉地叫着，说有人来抓他。一会儿，他翻腾着，仿佛在躲避铺天盖地打过来的棍棒；他双手扭曲在一起，呻吟着，叫着。我把他抱在怀里，反复安慰他，试图让他平静，让他相信，灾难已经过去，他仍在颤抖着，那恐惧的眼神，让我的心剧烈地痛着。

和他结婚之后，我们隐居在燕北园小巢中，日子过得平静温馨。他不知多少次喋喋不休地给我重复过“文革”时死去活来的经历，总让我一脸泪水，这成为平安隐居日子中的不和谐音符。我后来要求他，现在生活不是很好吗？别想那些痛苦了，没有用的。我也曾抱怨：只有享不来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他是有幸拥有幸福生活，却没有足够的福气享受这种生活。实际上，我这种貌似深刻的感慨是多么肤浅。他当时忍受的抄家、批斗、游街、毒打、酷刑，都积淀在身体里，在生活平静的时候，就会爆发。那是一种粗犷的、极强的力量，使他不由自主，不能享受平和。那些创痛是历久弥新的。

随着黄刊的挣扎，我仿佛看到了他在“文革”时种种非人经历，被用鞭子抽打着，拉着堆满自己藏书的大车，到火炉边，亲眼看着数十年的心血灰飞烟灭；一次次被捆绑双手，高高吊起，再被重重摔在地上；被打得昏死后扔在大水坑中，半夜又被暴雨浇醒；无尽的批斗，无穷的酷刑，奄奄一息的生命，血与火的洗礼……我捂住眼睛，不忍看，不忍想，但那悲惨的镜像却不停地在我眼前晃动。我如何能让他忘记？！经历过国家民族这样耻辱的人，又如何能让他安享个人生活的温馨？！

所有的藏书几乎被烧尽了，退回来的一堆乱纸中，夹杂着一枚纸币，那是1945年印制的壹百元的纸币。这张纸币被贴在一张稿纸上，一道封条上写着：“王永兴长期保存的伪币一张和有意漏掉两字的一张主席语录。1966年8月26日发现。教职工红卫兵。”这张纸的页码写的是10,不知道他的罪行究竟有多少页，也不知道前面的罪证又是什么。可能因为纸币是没有用的钱吧，“文革”末期就退给了他，那张漏了两个字的主席语录没有退。这也就是他莫须有罪名的一个例证吧？我保留了这一页纸，因为这成了他那个岁月的惟一记录。准确地说，除了身体上的伤痕、精神上的创痛外，这页纸是那个岁月留下的惟一痕迹。

　　五

“文革”中渗透着血腥的一页，终于被翻过去了。黄刊的世界还在后退着。现在他带着五个孩子在山西，六人挤在一间土屋、一铺土炕上。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在发愁正长身体时的孩子们的饭食。他不停地和我商量着如何吃饭。哪几个孩子吃一碗饭，哪几个孩子吃一个饼子，总是不够。他说，他不是很饿，就不吃了，让孩子多吃一点。他从夜里说到白天，医生护士来看他，他还在说吃饭问题。中午，历史系党委书记王春梅老师来看他，他仍停留在自然灾害时期。我告诉他书记来了，他就坚定地说：“我不特殊。”这是他给历史系的遗嘱，还是他坚持走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信念？

到了夜晚，他回到了被遣送至山西之前。他一个人哭诉着：“说她武装推翻共产党，她没有啊！我怎么批，她真的没有反党啊！我和她是性格不合，但她已经被打成‘极右’，被武装押解出京，我不能落井下石啊！”这应该是他心灵的独白吧？

1957年，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妻子被打成“右派”，押解离京。此后几个月中，是社里漫长的日复一日的声讨和批判，他始终一言不发。组织上多次找他谈话，动员他划清界限，因为“右派”是敌我矛盾，只要他一句声明，一个表态，就可以离婚，不受牵连。但他拒绝了，结果就是被驱逐，遣送出京。时长女刚刚上中学，而最小的孩子刚一岁多。他将长女寄宿在师大附中，幼儿寄养在北京亲戚家，带着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三岁），离开了沙滩后街那古朴庄重、弥漫着脉脉书香的古老庭院，离开了读书和科研的环境，踏上了滚滚黄沙之路。而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和牺牲，并未能保住家庭的完整。在“文革”中，随着被打成“反革命”的他百口莫辩，死去活来，这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家庭也解体了。

我曾问过他，这样的选择是否后悔。他说：“我当时没有选择，因为我不能背信弃义，落井下石。”听到他的话，我感慨万千。在那场没有硝烟的“反右”战争里，为了避免株连九族，多少夫妻陌路，多少亲人反噬，但他却顶住了如大山一样压下来的政治压力。给予他对抗这样压力的勇气，就是简单的我民族传统的信和义。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黄刊永远不是俊杰。有多少次，明知万死，他选择的却是自己的良心。

这样至诚至善的人，我要怎样疼爱他，都是不过分的。

　　六

接下来的一个夜晚充满宁静和温暖，他到了寅恪先生身边，他在为寅恪先生读《资治通鉴》，病房中响起他的读书声：贞观二年，春正月……魏征……李靖……长孙无忌……臣光曰……我欣慰地听着，看着他在清华大学辅助寅恪先生备课和研究。

他还在念叨着，白皮松，珠眉，珠文。那一幕我太熟悉了，他扶侍寅恪先生去喇嘛庙他的住处，去看白皮松，那是他记忆中最美的一刻；他推着小藤车漫步在颜家花园的柳荫下，年幼的珠眉、珠文在车中嬉戏……那幸福的日子，我真希望永远停留。

但他还在继续走。他在说着敌机，告诉我外面有狼叫，说要读书到深夜。我知道，那是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他已经不只是夜里时空混淆了。白天，他也会问我战争进行得怎样，我们今天又胜了吗？他还和我谈读书中的问题，说佛经翻译文学课上的笔记没记全，要多花些时间补。他还告诉我哪个字是梵文，哪个字是藏文，也会铿锵有力地说一声：“南天一柱。”那是他听寅恪先生课的教室。

日本入侵中国，改变了黄刊的一生。他本是农家子，幼时耕读，并没想过离开东北。九一八事变后，他流亡到北平。他常常和我说，他胸口还能感受到日本兵刺刀尖的寒冷。我曾听他叙述过参加一二九运动时的情景，那是用青春和热血谱写的岁月。

一夜夜过去了，黄刊没有再继续后退，他的思想，他的世界，停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停留在师从陈寅恪先生的时代。从1937年他受业于陈寅恪先生，已经七十一年了。在长沙圣经学院，在昆明文林街悬有“南天一柱”匾额的殿堂，在清华园海棠花掩映的新林院的书房，他侍读寅恪先生之侧，得到耳提面命的教诲，他立志用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方法读书治学。那是他最幸福的时光。

一直到去世，黄刊都没有再往后退，而是停在了师从寅恪先生时。是他去世之后，我才明白，他的世界里，不能没有寅恪先生。

1948年末寅恪先生离京南去，他和老师分开了，但似乎并没有离开老师。他的生活习惯都保持着在老师身边那样，如永远吃米饭，而不是像北方人一样主食是面食；喜欢吃甜点心；口味偏甜，而不是北方的偏咸；喜欢听京剧，尤其是昆曲，徜徉在那百转千回的断肠声里，他是否回忆着寅恪先生听曲的情景？他好像一直过的是在老师身边的日子，不管风云怎样变幻，历劫不改，始终如一。

他为什么会选择走义宁之学的路呢？在他1956年写的“交代”中，他说1937年的转系师从寅恪先生，是因为“为他的精博学识所惊倒。我那时候心情很苦闷，就选择了跟陈寅恪先生研究历史，治考证之学这条道路”。其实应该是寅恪先生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让他那洋溢澎湃的一腔对国家民族的激情找到了奔流的出口，化作埋首于线装书中的寂寥日子里不变的壮志和深情。据翁同文的回忆，寅恪先生在南渡后的第一课，讲的是支愍度渡江，伧僧劝他不要自树新义，以负如来的事。翁同文认为，这一课含有寅恪先生“忠于学术良心，不妄树新义而借以曲学阿世或哗众取宠的深意”。寅恪先生最后所皈依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黄刊也跟随寅恪先生，以民族文化为皈依。他那飞扬的民族感情，比一二九运动时，更深沉，更理智，也更坚定了。皈依于此，他不再回头，于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

　　七

黄刊的记忆衰退，并不始于住院。在几个月前，他已经有些思维混乱了，有时，他甚至不能分辨我是谁。朋友告诉我，老年人到了一定阶段，记忆是往回走，向后退的。我知道，按照记忆后退的自然规律，我是最早离开他的世界的人。生病前在家里，他不认识我时，我会拿结婚证给他看，告诉他我是他的妻子。在医院，我在纸上写下他曾书写的对联：

中华文化添锦绣义宁学术得永兴

我问他：“还记得吗？你是永兴，我是锦绣。我是你的妻子。”叮嘱他别忘记了。以后常常给他看这个对联，他想起来，就深情地看着我，叫着：“爱妻！”充满幸福和依恋。有时半夜里，也会突然想起，就这样叫着。

随着治疗，黄刊一天天在好转，日子也在点滴中过去。大多数时候，黄刊不记得我是谁了，有时说我是他的小女儿，还有一次说我是组长，他是组员。但他熟悉我的气味，就像一个婴孩对母亲体味的熟悉。我在他身旁，他就安心，我稍微离开一会儿，他就烦躁，急着找我。有一次他说，我是照顾他的人。有一个星期二，我去上班，珠群之妻小妹照顾他。小妹温柔细致，但他依然找我。一次次地问，锦绣在隔壁屋子念书吧？小妹说：是的。他就说：让她多念一会儿吧。一会儿又找，说，让她回来吧。小妹只好告诉他我上班去了，他就让小妹推着他出去接我。没接到，怅怅而归。我回来，他正在侧躺着，小妹问：你看谁来了？他看着我，深情地一笑，欢叫着：锦绣！

我们就这样相依为命地过着，就这样不舍地依恋着。

　　八

漫步中，我们仍在背寅恪先生的诗。绕着碧波荡漾的湖水，我突然想到了寅恪先生的《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询近状赋此答之》，于是我说：

道穷文武欲何求，他接着：

残废流离更自羞。我们继续背下去：

垂老未闻兵甲洗，偷生争为稻粱谋。

我们都沉浸在寅恪先生诗的境界中，我把轮椅停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我继续走，继续背：

招魂楚泽心虽在，他很快接上：

续命河汾梦未休。

我手一抖，泪水旋即悄悄流下来。我以为我们的背诗，是让他保存记忆的一种方式，是让他忘记病痛，消磨岁月的方式，没想到，那是他完全的精神寄托，是他与现实世界惟一的联系。寅恪先生原诗作：“续命河汾梦亦休。”他改为“未休”，是想告诉我他心底的强烈愿望吧？是以此谆谆地嘱咐我吗？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记成了这样，在他心里，续命河汾之梦，永远没有泯灭。我悲其志，感其诚，念其苦心，泪流满面，良久无语。他知道我懂了，也不再多说了。

　　九

我们相依为命、朝暮依恋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我没想到他会离去。因为除了最初的十天外，剩余的日子，他没有衰弱，那振奋的神态，那充足的精力，让我误解了，我一直准备迎接他出院的。

苦热的病房的相依，是一段如诗如歌的日子。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坦荡的胸怀，真挚的感情，纯真的世界。

医生告诉我，类似的疾病，他那样高龄的老人一般也就坚持七至十天，而黄刊坚守了两个月。是怎样的依恋和不舍，给了他如此力量，又是有多少话语，多少故事，多少深情，要他在两个月里告诉我。

当衰老和痴呆不可抗拒的时候，他以坚强的意志，守住心中的信念，将山高海深的情，演绎为如泣如诉的歌。他留给我山高水长的爱，这种爱，我一辈子也享用不尽；他留给我深厚的人生阅历、哲理，对国家民族的如激流飞涌般的至诚，值得我用一生去解读、沉淀、实践。

住院前，不知是否有预感，他多次问我，在我眼里，他是一个什么人。在医院，我告诉他：“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以你为骄傲。”黄刊几乎尝到了一个人可能受到的一切苦难，他的精神，也因历尽磨难而伟大，因为他真正做到了“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内不愧心”。

我没有哪一段日子，离天堂那么近，因为他在我身边，一如天使。在未名湖畔，看似我推着他，实际上是他引领着我，走向天堂。我们的思想和心灵从没有那么接近，感谢他带我一起在天堂遨游，带我享受了那样一个清纯的世界。

所有未了的情，都留在北大蔚蓝的天空下。

本文收入《通向义宁之学―――王永兴先生纪念文集》（中华书局即将出版），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