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批评家，创作和评论应该建立什么关系，在什么意义上有助于增进知识有助于文学
大多数沉浸于写作的作家不会特意搜集相关的评论，但是谁不希望被关注呢？哪怕是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作祟，关注―――不论是批评还是表扬，总归是影响力的表现之一，何况还能带来作品销售量的提升。
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希望评论中有一种“理解”。“最好有那样的文章：对你的作品有充分的理解，理解你的写作意图和追求以及写作的可能性。”
而他看到的某些关于自己作品的评论，差不多是互不相干的。“我不觉得他在说我。当然，他在说你的名字，说你的作品，但是多数情况下，好像批评家是说另外一个人，是借你的作品来表达他的什么意思。”这跟阿来期望中的批评相去甚远。
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和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叶广芩对此深有同感。方方从1982年开始写作，近30年的创作，依然让她觉得没有办法回答“小说应该怎么写”。在她看来，别人也不能指责作家“不该这么写”。“任何人都无法左右作家的内心。只能说什么事情打动我，就写什么；我会听一些评论，但是写作的时候照样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如果这点信心都没有，写作就不会成功。”
叶广芩接着说，自己几乎没有评论家朋友。她看过评论家评自己的文章，看完后就说：“这在说谁呢？他们说的话我听不懂。”叶广芩说，某些评论家给人的感觉是拿作家的砖头盖自己的房子，把作家的作品细节拉来，填充自己的理论。评论家在和作家的沟通时应该多一些了解，从高峰下到谷底来和作家交流对话。
的确，有些评论家没有固定的标准，有些评论自相矛盾，前后不一，今天说这一套理论，明天说那一套，或者本身理论就七零八碎不成体系，导致评论错位而不被认可。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评论家李敬泽认为，作家和评论家谈起相互的关系，总是有理由抱怨对方。但与其怨天尤人，不如花点力气探讨一下如何在创作和评论之间建立建设性的对话关系。作家和评论家首先都要自信，另一方面，也要充分领会对方工作的独立价值。现在首先是双方的自信不够。评论家总想说到作家心坎上去，作家又过于在意评论家的说法和判断，这样，要么就是相互抱怨指责，要么就是一团和气，皆大欢喜。
在李敬泽看来，作家们的心态复杂，一方面对评论抱怨颇多，也有的作家不太看评论，但同时，作家们也过分在乎评论家说什么，有时甚至过多地受了评论家们的影响，没有充分的勇气在与评论家的争辩中做出有力的回应。
李敬泽说：评论家和作家之间，应该有像赛跑一样的竞争关系。评论家们的阐释和批评，和作家们的意图肯定会有差异，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才会有思想的交锋、知识的增长，双方都应该承认差异，在这种差异中汲取营养，深化我们对文学、对生活的理解。评论靠作品生存？
直到现在，某些对于评论的理解限于狭隘，认为评论是与创作紧密相关甚至是作为创作附属的行当，作家的牢骚也由此而来，误认为评论是靠作品生存，这是对批评的严重误解。
李敬泽指出，对评论的理解需要有所扩展。文学批评经过近现代以来的发展早已成为独立于文学创作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知识谱系、学术方法、志向和追求，并非完全附属于创作。我们有时把批评家当作裁判官，这是高估了批评，有时又把批评家看成作家的食客，这是低估了批评。在西方，人们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就是因为文学批评在学院中取得了独立于文学创作的辉煌成就，其影响越出学院，甚至大于创作。
李敬泽说，当人们说文学评论力量薄弱的时候，人们指的实际上是学术之外的批评，这样的批评与创作、与公众的阅读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它的志向不在学术，而在于直接介入。这样的批评在中国现当代以来形成了深厚的传统，现在也依然有强大的文化需求，但是它与我们现在的大学体制、学术体制是有冲突的。一年培养那么多硕士、博士，全是按照学术人才去培养，在大学里，对文学作品的当下评论常常不算学术成果，同时，近年来，在学术界也发生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向，于是，一方面原有的批评家转向了，另一方面，较少有年轻的批评人才加入进来，批评力量渐趋薄弱，批评和创作的关系不如以前紧密，批评和读者的关系也不再紧密。在历史的变化中，文学生态和批评生态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当下文学批评的状况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将当下文学批评分为三类：学院批评、媒体批评和协会批评。其中，协会批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在文革前和新时期初期，协会批评基本把握主流话语权。光年、冯牧等一批评论家，通过评价作品，有力地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胡平认为，现在协会批评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是文学界的职业批评，也是和作家关系最密切的批评，批评家们对当代文学发展脉络非常清楚。协会批评对于作品研讨的组织、对创作形势走向的研究以及对评论家的培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学院批评学理性强，媒体批评相对尖锐。这三类批评构成完整的评价体系和评论生态。
如果说过去的评论在政治上对文学作品干预较多，分歧较大，那么现在的作品已经很少在政治层面上发生争论，评论的作用也不再显得尤关重要。胡平表示，现在微观评论比较多，宏观评论相对薄弱，缺乏对创作发生宏观上积极指导作用的评论，没有给作家传递出准确的判断信息，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评论家雷达认为，当下评论界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比如，对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就有深化，对当代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有成就，特别对于当下社会发展、文化繁荣、媒体多样、审美意识的生成变化以及文学的出路问题等等，都不乏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好文章。而当下评论最大的问题是重复研究较多，一般化的就事论事的居多，要创新很难。作家是自己最好的批评家？
经常有作家觉得评论家不够理解自己，而批评家觉得自己已有足够的付出。“评论家看不看作品，这是低级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创作和评论到底应该是个什么关系。”李敬泽不认为批评家句句说到作家心里是好事。有时候作家和批评家需要一种思想上的紧张关系。他说：“评论家说到作家的心坎上，批评过程仅仅完成了一半。批评之所以有效，是批评家在此过程中，提供作家没想到的东西。有时候会和作家形成思想上的紧张甚至竞争关系。”
“作家也许会说：‘我不是这么想的，你不该这么说。’可是评论为什么不可以这么说呢？”李敬泽反问，这是好事，是对作品的扩展。作品要变得越来越大，就要依靠评论家的不断阐释。《红楼梦》的阐释那么多，是曹雪芹当年创作时没有想到的。文学的生命正是依靠这样的阐释不断丰满旺盛。
不可否认，对于阅读而言，评论家的文章是一种很好的解读、启示或引领。只是这解读的真实性在当下有些模棱两可。因为有些作品从理论上寻找话题并不难，比如可以涉及作品的主题而不涉及其他艺术表现，于是出现了评论错位。胡平分析道，从某种角度来讲，任何一部差的作品都有可能被说得天花乱坠，而且有理有据。因为理论是概念系统的，可以抛开感受；但创作必须站在活泼的感性基础上。评论和创作，天生一个是艺术，一个更接近科学。
相对而言，胡平更喜欢作家们的评论，认为往往切中要害，生动到位。他觉得，好的评论家应该理性上和感性上都强。理想的评论家和作家的关系，应该像当年车别杜那样，能够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前值得重视的大的问题，直接对创作发生作用。如果评论家们组织些必要的务虚的理论的研讨活动，不限于简单地对具体作品的研讨，而是更多对整个创作倾向、创作潮流发表见解，应该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迟子建是没入过任何潮流的作家。从开始写作的那一天起，她在自己的文学空间里，埋头走自己的路。写好作品，按自己的路走下去，这是她一贯秉持的原则。
今年春天，迟子建在香港大学待了一段时间，当周围狂热地探讨“中国文学是否是垃圾”的话题时，迟子建概不理会。“我不关心热点，只埋头走我的路。作家踏实写作，在自己的路数上有进步就好。”迟子建说，她对于评论的态度不是太在意。有些批评有独到的眼光，但是写作是复杂的事情。一部伟大的作品有千万种解读，不必对批评求全责备，作家是自己最好的批评家。对于作家本身而言，前进或后退，心里很清楚，蒙不了也骗不了自己，犯不犯错误自己最清楚，所以，把持好自己就行了。每写完一篇作品，迟子建总是自己的第一个读者，看一遍挑自己的毛病，而每次总能挑出或多或少的毛病。她说，这样才有兴趣往前走。
在文学创作中，阿来在已成为经典的系统性的文学理论中寻求理论上的帮助。因为那些作品已确定了一些标准，什么是好的不好的，什么是可以创新，什么是守旧。阿来说，好的批评有两种，一种是西方的建立在同时代的文学作品梳理评价的基础上，成系统、有标准，评价起来有依据；一种是中国古代的说话方式，像点评《水浒传》，紧贴着文本，类似文本细读。这个字用得好或某一段写得好，完全随着文本生发。这两种批评，我们批评界当中不是没有，可能太少了一点。旧有艺术观念应该反思
中国作协创研部每年要为若干部新作品召开研讨会，在组织和参加研讨的过程中，胡平发现，当下评论自身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对作品的分析不中肯，评论不到位。有时候只是找一个与作品有关的话题，无限发挥。评论不是从作品出发，而是“六经注我”。
“多数评论家是认真看作品的，而且基本不存在没有批评意见的研讨会。一个光说好话的批评家，威信会降低，会被人看不起。同时，作家们的承受力也在增强，他们希望听取到真正的批评。”胡平指出，作品的评价应建立在艺术感受上，但是目前看来，评论上普遍对作品的思想内涵、社会价值、文化含量分析比较充分，对作品在实际艺术感染力的评价不多，对小说观念方面研究不够，存在艺术观念脱离读者的倾向。这是长期的历史原因造成的。胡平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艺术观念应该反思一下，经过这几十年的实践，艺术观念还应该有所调整。目前创作和读者的隔膜，根本问题在于艺术观念。网络文学热、青春文学热，这些持有不同的艺术观念的文学现象之所以在群众中有一定市场，原因之一是打破了过去过于单一的艺术观念。纯文学丧失读者是纯文学本身的问题。”
雷达愿意评论的作品，是他喜欢的、感动的、富于感染力的，甚至是震撼心灵的；同时他还会做纵横比较，把作品放在文学的总格局中去衡量，看有无评说的空间和价值。“有人说我多年来是偏重于现实主义的，我同意。但我主张的是在发展中不断扩容，不断越界，不断变形的新的现实主义。从根本上说，我要看它是否具有深广的人文精神，是否有较大的历史人文内涵以至终极关怀。对这样的作品我总是热切地期待着，并且愿意进行认真的评论。对文体上有创新、有突破的作品，我也愿意评说，我曾经顶着压力评说过一些这类作品。对于有潜质的、有生气的、个性峥嵘的新人，我总是愿意关注，愿意评价。”雷达说，总体上，他还是秉持了从文本出发的态度，能忠实于自己的感受，不说违心话，同时敢于指出问题，敢于批评，是“基本上做到了实事求是，但不能说做到了彻底的实事求是”。理想中的批评与作家的关系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著名作家指出，对当代文学进行评论是难度最高的，需要有文学创作家的素养和理论素养，要读很多作品同时具有判断力，对作品艺术感觉要强，而最重要的，需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否则难以超越作品。优秀的评论家应该挖掘被社会遮蔽的见解。
李敬泽认为，作家和批评家坐在一起，争论谁是不是理解了谁，永远争不出所以然。“我们应该面对真问题，面对时代、面对生活，看看评论家看到了什么，作家们看到了什么，看谁能够有所发现，各自的发现和言说之间的关系。”李敬泽很怀念80年代，无论哪个领域的学者坐在一起都会关注最近又有什么文学作品，因为那时文学就处在思想的前沿上，而现在，我们还在不在前沿？这不仅是批评家面临的问题，也是作家面临的问题。
现在的文学批评是否站在思想的前沿？李敬泽表示，面对世界范围内理论话语的竞争，中国的文学批评原创性不够。文学批评如何有力地介入文化生活，在这个过程中面对我们自己如此丰富的现象和经验，做出理论上富有原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这是对批评家极大的考验。
雷达认为，当下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倒是在逐步走向正常。“至于评论与创作的关系，有引导的，有同步的，也有滞后的，不可一概而论。”他说，对网络文学的评论和关注是有些滞后，主要是海量的信息，无力很快梳理和评判，当然，这也是需要时间的。
李敬泽说：批评家不是质量监督员，很难有确定的标准，特别是现在，批评家面对极其复杂的文化生态，既要有批评的勇气，也要有批评的审慎。
评论关注作品，谁来关注评论？评论家白烨曾用十年时间“磨”出《批评的风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书，梳理了周扬、何其芳、冯牧、张光年、刘再复、雷达等人的评论风格和特点，充分反映出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进程及历史检验的意图。并且，他在那时就注意到，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和以前比较起来，有一个新的气象，就是开始有人注重对评论的评论，这反映了文学评论在向更加自觉、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的趋向。白烨认为，理论批评要发展，也需要对自身的状况进行考察，对自身的规律进行探讨。同时，理论批评也需要及时对自己的发展做一些估价和检视。
阿来：我不觉得他在说我。
方方：任何人都无法左右作家的内心。
叶广芩：我几乎没有评论家朋友。
李敬泽：评论家和作家之间，应该有像赛跑一样的竞争关系。
胡平：现在微观评论比较多，宏观评论相对薄弱。
雷达：我愿意评论令我喜欢的、感动的、富于感染力的，甚至是震撼心灵的作品。
迟子建：作家是自己最好的批评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