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正逢时:屠岸自述》,屠岸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三联书店2010年4月第一版,34.80元
二WW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屠岸诗歌创作与翻译研讨会”,那是为他
八十岁后的屠岸老(我不习惯叫他“屠老”,因为“屠”字让人感觉有点杀气腾腾,与他的性情和思想正好相反,加上“岸”字可缓冲一下)身板依然硬朗,生活依然忙碌,一晃5年又过去了;其间,每逢老友去世或生死纪念之际,他写了一些回忆性的文字,也涉及到他个人的遭遇,但毕竟很少,而且不成体例。有一天,他跟我说,他的回忆录不用自己动笔写了,而是以口述的方式进行。负责采访记录的是何启治先生和李晋西女士。在他俩已经整理出书稿时,我在屠岸老家偶遇李女士,我就说想先睹为快。她发来了电子稿,洋洋乎其大观哉,果然极为丰富,而且扎实。
《生正逢时:屠岸自述》出来后不久,屠岸老就签名送了我一本。在我的名字后,还写了个“弟”字。17年前我第一次去拜访他,我24岁,他70岁,是我前辈的前辈,但他送我书时,居然在我名字后写“兄”字;让我无比惶恐。这体现了老前辈对后生的厚爱,也是文坛的一个美好的传统,跟社会上一见面就称兄道弟的伧俗气完全不搭界。书的模样素面朝天,但内行人看得出来,无论是排版还是装帧还是纸张,都相当讲究,真是书如其人。遗憾的是,成书比原稿少了大约50000字,被删除的内容有些相当珍贵,如他与海外汉语诗人洛夫和叶维廉等的交游情况。
据说忍痛割爱的原因是它被放在一套丛书里,其它的几本都只有二三十万字,而这本现在也有将近三十三万字的超大规模。因此,即便是个删节本,内容也还是够宏富,毕竟,屠岸老八十五年的生涯实在纷繁复杂。他出生于常州的名门望族,负笈于上海的名牌学校,供职于文坛的高层中枢。其遭际,其交际,其足迹,其心迹,其创作,其工作,其成绩,其成就,多少本书才能写完!
书名“生正逢时”取自屠岸老的同乡先贤(吴比他只大6岁,但比他出道早,他尊之为前辈)、同道中人、戏剧天才作家吴祖光(屠岸老曾长期在戏剧界工作,写过相当多很有影响的戏剧评论文章)。吴祖光一生坎坷,1957年被打成戏剧界最大的右派后,曾被发配去北大荒劳改。“生不逢时”是其一生的正解,但他给人题词留墨,最爱写的四个字偏偏是“生正逢时”。这四个字曾被邵燕祥写进悼念吴祖光的诗中:“心无旁骛争民主,生正逢时忆国殇。”还曾被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学津用来命名他的自传。我不知道吴祖光刻意用这四个字的真实心态,恐怕有玩世不恭、讥刺时事与感叹命运的反讽意味。在邵的笔下,反讽中还夹杂着悲愤。
当屠岸老最初跟我说,要用这四个字做书名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在反讽。但进而一想,他极少用反讽手法。所以,我还是取了这四个字的正面含义。他是漏网右派,也曾被关过牛棚,下放农村,种过地,掏过厕所,但跟吴祖光被发配的境遇比起来,这些算是比较轻的处罚。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苦难和感到的困惑,是空前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次政治运动,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他全都经历过,流亡的磨难,被隔离的痛苦,他曾几乎要自杀。按照习惯的观念和说法,他也是“生不逢时”。
但屠岸老自己不这么看。“生不逢时”往往与“怀才不遇”紧密相连。他的才是遇到了伯乐的,从小到大,从家庭到社会,从学习到工作,他还算是英雄有用武之地。尽管跟他浩大多样的才能相比,那“地”太小了,他在诗歌、美术、音乐、戏剧、电影、外语等多方面的才华并没有全都用出来,尤其是音乐,一生只局限于欣赏,而没有创作。但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文学家,有许多人给过他帮助,书中有大量关于他的前辈文人的记述。他们的恩惠他全都记得,而且设法回报;在他们去世之后,来不及向他们回报的,他就转而帮助他的同代人和年轻人。这种恩恩相报的传统也是中国文学场域中一道美好而感人的风景。另外,“生不逢时”的“时”被一般人理解为“时来运转”的时,跟“运”由坏到好的转变有关,简直是鲁迅所说的“运交华盖”。
而在屠岸老看来,“时”就是“时间”、“时代”等客观存在,跟充满主观想象和期待的“运”没有必然的联系。时间哪怕里面充满了黑暗、愚昧和暴力,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一种可转换资源!关键是人如何去利用或者说转换它。如果你内心没有强大的转换能力,那么,你就会消极等待“时来运转”,稍稍遇到挫折,你就会悲叹“生不逢时”。如果你内心有足够强大的转换能力,那么,你就会主动想方设法去把厄运转换为好运,即便乌云遮住你头顶的天空,一时无法驱赶,你也能泰然处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战争、逃亡、饥荒、迫害等坏事和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好事一样,完全可以等而视之,都是需要我们去经历和转换的资源,而苦难和困惑被转换成伟大艺术作品的可能性更大。屠岸老就有着这种强大的转换力,所以他才自信而豪迈地说:生正逢时。那么这种力量的源泉在哪里?在他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里,对艺术(本质意义上的而不是符号意义上的)的虔诚信仰里。尤其可贵的是,作为一个拥有60多年党龄的“老革命”,他没有拿共产主义信仰来唬人。因为他从60多年的革命实践中,深深懂得了一个道理:只有能落实于日常生活和满足于创造需要的信仰,才能持续释放出抗击与化解苦难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