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有关专制与否的双方讨论，我非常有兴趣参与进来。因为，近十年来，我一直在做传统中国国家体制与国家观念的研究。
首先，我是支持概念反思的。反思概念使用史是正确的做法，反思的目的，不是要否定事实，而是想寻找更为合适的术语。在新术语产生过程中，这样的反思是需要的，也欢迎补正概念史反思的不
其次，面对新见，不必过度紧张。在地方尤其是南方的学人看来，京师学界面对新概念，诸如“封建”、“专制”的反思，总会十分紧张，群起而口诛笔伐。笔者以为，这样的紧张是不需要的，因为，名、实之间，“名”是对“实”的主体认知而已。认识是主体的，事实是客体的，客体独立于主体之外。中国存在专制是事实，说有专制不会增加认知水平，说没有专制也不会影响专制的事实存在。侯旭东的文章仅是提供了一种警觉性反思而已。新论的出现，不会动摇事实，但可以让更新的术语出现。用术语来概括事实是西学或现代学术的特点，今天仍得用术语。有了中心就会遮掩边缘，术语总是有偏颇的，这相当正常。批评旧术语，不是要否定术语的使用，而是希望使用更合适的新术语，实现术语的替换与更新。在大家讨论中，没有新的术语出现，那才是笔者焦急的。侯旭东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形态多年，反思专制使用史半天，没有提炼出自己的术语来。批评者除了重复旧的“专制”术语，也没有提出新的术语来。这样的讨论，就变成了破道与卫道之争，显然不会直接推动专制事实的研究。
近十年，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自信了。当政治不再垂青学术以后，中国的历史学也越来越学术化，日趋成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人有可能提炼出中国人的理论体系来，创造出“中国学派”来。学界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道路”不同于“西方道路”。由于现代学术源于西学，于是相当多的术语也借自西方。由于道路不同，经验不同，用西方的概念来描述中国问题，总会有不恰当之处。这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得从中国实际出发，提炼中国经验，使用更为合适的术语。我们想要的是中国文化背景中成长的国家理论，且是在古代中国经验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国家理论，那样的国家理论对当今中国更为有用。
“专制”在中国成为一个贬义词，是不争的事实。讨论“专制”，容易引起人的联想。而且，“专制”这个词容易让人想到皇帝一人专制，而忽视集团的专制，或“机关专制”。一人专制，机关专制，本质都是专制。所以，找到一个更为合适的术语是需要的。近十多年来，学术界已经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如刘泽华的“王权主义”、何怀宏的“世袭社会”与“选举社会”、吴思的“官家主义”、胡承槐的“官治社会”，这些可以大大拓宽我们的思路。
笔者更喜欢从“国家理论”的高度与广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研究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必须放在两个参照系下进行，一是国家与社会比较视野，二是中西道路比较视野。国家权力中心是观察国家体制变化的核心因素，有什么样的国家权力中心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体制、什么样的国家形态。从国家体制来说，治国之道是集权还是分权，才是根本所在。集权与分权，是思考国家体制变化的内在要素。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力量有两股，一是政府力量，一是社会力量。国家要集权，集权有利于政府；社会要分权，分权有利于人民。两股力量的消长，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前者是古代历史进程，后者是近代历史进程。综观中西历史可以发现，中国走了集权之路，成为中国道路；西方走了分权之路，成为西方道路。
笔者经过近十年独立思考后发现，“集权”是中国国家形态的最大特色，所以更倾向于使用“集权”，而不是“专制”。“集权”的对应词是“分权”。这是一个中性词，学术色彩更强，可以概括中西体制不同之处，也可以概括传统与现代体制的不同。“集权”说可以避免意识形态的干扰，这种权力体制不受意识形态影响。在20世纪中国，前后半段曾出现相似的政治体制，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清理过传统国家体制观念。没有百年的清理与反思，没有百年的搏斗与培养，中国人如何可能拥有新的国家体制与新的国家观念？
从国家与社会视野来看，重点要思考的是政府与人民权力的重新分割问题。所谓集权，有两层意思，一是地方集权于中央，二是百姓集权于官员。中国历史道路的演变过程，从国家形态来看，实际是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人民权力集中于政府的过程。从中国历史来看，前者的问题并不严重，后者才是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中国的问题，在于威权体制。皇帝为了威权，官员为了威权，使出各种维护手段，让人不成为人，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皇帝及其官员的权力使用，不受人民的约束，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其他的制度性约束，起不到监督与约束作用。
从国家与社会视野来看，中国道路与西方道路的特点表现是不一样的。中国是“国家”挟持着“社会”前进，而西方则是“国家”与“社会”拉锯着前进。因政治体制的不同，从而政局不同。中国的官民力量容易失去平衡，出现大的动荡，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西方道路则因力量相对平衡，只有小震荡，鲜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可以说，政府与社会间的和谐度决定国家的稳定度。
从横向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是一个相当有特色的国家。“中国特色”的核心是强国家，弱社会。这样特征的社会，不同于西方的“民主社会”，可以称之为“官主社会”。“官主社会”就是政府官员作主的社会，就是政府官员可以全权代表百姓说话做事。“官主社会”的本质是官员与百姓在治国权力分配上的不对称，就是治理国家的权力，完全掌握于政府及官员手中，而人民的权力微不足道。“官主社会”是一个中性词，它符合马克思所谓中世纪“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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