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最终崩溃不是由于明代的经济没有完成市场化改革，或者过于封闭和自给自足，明代后期发达地区所遇到的粮食危机，恰恰是由于过度的市场化所致――是把粮食生产完全交给了市场，而国家失位造成的。
白银依赖进口是明清两代最为突出的问题。
白银的进口和外向型的经济，确乎极
其实，与当前的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比较优势理论”所描述的一样，明代市场的扩大，使得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通过出口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当时的世界市场，但与此同时，它也造成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市场、资源的竞争，必然要造成国家间的竞争，特别是中、西（班牙）两大帝国间围绕着菲律宾问题的对抗。随着中国商人把贸易据点建立在马尼拉，甚至随着大帆船贸易把中国商城办到了墨西哥，中国商人与西班牙商人的纠纷日益扩大，其实，西班牙人在16世纪后期占领菲律宾的吕宋的时候，当时在吕宋定居的闽浙中国人已经有好几万人了。1602年（万历三十年），有闽商阎应龙等人，向朝廷汇报说吕宋机易山有金银矿，每年可采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明朝廷当时正在国内四处开发金银矿，闻讯遂即命福建地方抓紧办理，福建于是派员往吕宋勘察，中国的探矿之举引起西班牙当局妒忌，两方争执遂起，华侨卷入其中。次年，冲突激化，有25000名华侨在冲突中被杀，更造成中国南方的对外贸易的据点由菲律宾的马尼拉撤退到本土的福建、澳门和广州。与此同时，当时的西班牙菲利浦二世又下令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的贸易税――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基于当时的“中国经济威胁论”，而当时的明朝廷鉴于对日海上战争刚刚结束，不愿再战，特别是考虑到需要保证西班牙白银的进口，所以不敢对自己的“主要货币供应国”动武，结果，只是在口头上对西班牙“议罪以闻”（用今天的话就是“表示强烈抗议”）应付过去了事。
第二个问题：对外贸易的扩大造成国内生产的日益专业化、市场化，这同样也是个好坏参半的结果，特别是：农产品的过度市场化，从来就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交通运输手段比较落后的时代，粮食生产的区域化和市场化更可能造成、加剧粮食危机，明代乃至清代，南方地区是主要的粮食基地，如果这些地区不种粮食，而且还等待别的地区给它运粮吃，那么粮食生产的风险就是巨大的。
自唐宋以降，江南即是粮食主要产地，特别是宋初自安南引进水稻后，“东南之田，所种惟稻”，不过，到了明代中期以来，这种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改变，良田纷纷弃稻，此处原因全在“乡民以种稻收薄，故为他种以图利”。
既然原本种稻粮的土地，大部分改种了棉花、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因此，明朝中后期一直面临巨大的粮食风险，这乃是市场放任政策导致之必然。这种粮食风险在1640年代达到高峰，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短缺，市场化最彻底的富裕地区被证明无法抵御粮食危机，因为这些地区不生产粮食，口粮要跨区域去买，在粮价腾贵的灾荒时期，以富裕的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根据黄仁宇提供的资料：1640年代，苏州地区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了100个铜钱，在大批人饿死的同时，许多豪宅低价出售也无人问津。这充分表明：货币经济和对外贸易促进了市场化的发展和劳动力的专业化分工，但到了灾荒年头，市场化和货币经济――特别是一条鞭法的弊端，却会鲜明地表现出来：由于广大的“发达地区”为了增加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扩大了棉花和桑树的种植，这些当年曾经是粮食自给自足的地区，现在突然发现――它的粮食供应必须依赖跨地区的贸易。1640年，即使在丰收的年份，南直隶（指安徽和江苏地区，包括皇帝的老家）、浙江地区的人们也要靠出售生丝、原棉、棉纱和棉布，换取货币，以购买粮食。一条鞭法实施之后，由于要用银两来完国家赋税和地租，以及偿还贷款，如果遇到灾荒，当银粮比价发生巨大波动的时候，而国家又救助不力，那么粮贵钱贱的巨大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明代实行的租、役、贡一律交银的“一条鞭法”，实际上是开中法以来，力图用货币来支配、调动一切资源的政策的延续，明中期只不过是将货币确定为银而已。但是，对于明王朝来说，银是通过出口资源和商品而换来的进口商品，既然作为货币的银本身也是“商品”，银的开采生产自然也要受到供给－需求的影响而发生波动。大致说来，当着白银进口初期，在银短缺的情况下，银超越了它本身的价值许多倍，不但进口、运输白银是可以获得巨额利润的，而且银贵物贱，拥有银的商人当然是很威风的；但是，随着银的大量开采、进口和转运，银的短缺现象逐渐消失了，银本身的价值越来越接近其本身，这时开采、出口和转运白银就越来越无利可图，而且银一多，物贵银贱的现象就出现了，物的价格自然会被白银市场人为抬高了，这个时候，甚至连拥有和转运银的商人也觉得吃亏了。而上述两面之外，最坏的一种可能性是：先是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造成银价下跌，于是在市场价格的驱动下，白银开采和白银供应量逐步下降，随后白银供应量减少又导致白银缺乏、市场交易不畅――这就是“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接踵而至，也就是明代中后期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是从国际上看，白银开采变得无利可图了，由于白银的开采量减少，而出口量更大幅度减少，从而造成白银缺乏，而另一方面从国内经济上看，则是白银抬高了物价，物资腾贵，于是：既缺少白银，同时又物价腾贵的危机动荡时代就到来了。
明朝末年，王夫之（船山）等人其实已很痛切地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粮食生产的货币化和市场化，造成的恶果是“贸迁于南而田庐于北，人心拂而理势逆”，最终是“颠倒有无而责非其有”，最终必然导致粮食危机，结果是既缺钱又缺粮，农商两不利。而这就是“开中法”的弊端。
弘治时代，“开中法”已由“运粮开中”改为“纳银开中”，商人从此也不再承担粮食转运的任务。这样，原本依靠商人转运粮食的体制也瓦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1640年代导致明帝国灭亡的粮食危机，一方面是由于天灾，而另一方面，商人因运粮无利而不为，乐得“纳银开中”换取盐引，而这就是将运粮交由商人的恶果，这也就是当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提亚・森所提出的那个重要理论：危机是由于粮食的过度市场化造成的。即在后一种条件下，大批的人饿死并不是由于单纯的灾荒，而是由于市场上粮食的价格太高，人们因为买不起粮食而导致饥荒，所以才会有富裕地区卖了豪宅买米吃的“时弊”。这也就是说，明代的最终崩溃不是由于明代的经济没有完成市场化改革，或者过于封闭和自给自足，明代后期发达地区所遇到的粮食危机，恰恰是由于过度的市场化所致，――是把粮食生产完全交给了市场，而国家失位造成的。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恰恰促进了这种粮食的市场化，它表面上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实际上却加剧了农业危机。――如果农民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比如种桑、织布得到比种粮更多的现金，并以现金来完税，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选择种地呢？这不过是从明代改革就暴露出来的深刻问题。
第三个问题其实与上述两个问题都有关：那就是明代后期遇到的灭顶之灾，更是由于新大陆银产量的第一次急遽下降直接造成的，是基于世界货币市场动荡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所造成的放大冲击。这种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萎缩正好发生在1630年代，它毫无疑问地造成了白银供应的短缺，从而导致了中国国内严重的通货紧缩，明代的白银主要靠进口，在货币上是“与世界接轨”、并完全依赖世界货币市场的，1630年之后，随着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下降，白银短缺，通货紧缩扩大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加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边关危机、对外贸易纠纷、农业灾荒以及改革造成的负效应没有得到及时纠正，终酿成了明帝国崩溃的经济大危机。
引爆大明王朝覆灭的“17世纪普遍的世界性危机”，发生于17世纪的30―40年代（与明王朝迅速走向崩溃同时）。这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与大明王朝以白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贸易体系密切相关。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一方面固然推动了晚明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迫使国家政策更为彻底地由重农转向重商，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它却也加速了转型期的社会动荡。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价格决定一切，随着市场的发展，作为外贸商品的白银的价格自然不可能恒定不变，随着中国吸纳白银的速度日渐放缓，必将造成白银自身的价格缓慢地发生向其生产成本的回落，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作用下，一场经济危机即“通货危机”迟早要到来。而这一刻终于在1630年到来时，布罗代尔这样说：“美洲白银的光辉时代无疑在17世纪中叶结束了。”
（本文摘自《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韩毓海著，九州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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