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根据原文翻译的译著和根据其他语言转译会有很大差别，没标明来源的译本，总让人觉得可疑。从文学的角度说，译文可能优于原文，高手可能提升或美化了原著，而拙匠可能降低或丑化了原著。过度翻译和不足翻译都是不可取的，想赋予原著新精神，原作者未必甘心，没准还会告你曲解作者歪曲原著呢。
图左：有“不懂外语的翻译家”之称的林纾
图右：楚图南根据英文版本翻译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
一书在手，出于职业习惯，总是先找到版权页，看看印数。当然，也就是看看。按规定，正式出版的书是要打上印数的。但现在许多出版社更多遵循的是国际惯例，不打印数，认为那是商业机密，畅销书除外，就像国外的畅销书，尤其是袖珍本，封面会打上几百万册已上市的字样以广招徕。
无论如何，有数就比没数强。以我的经验，印数在3000册以上的，可能是本版书，低于此数的多半就是自费书。但有些人为了面子好看，明明只印了300册，版权页标示的却是3000册。数字只是数字，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看版权页也是为了看版本。如译著，就是看译者是根据哪个版本或哪种语言翻译的，是根据原文，还是根据其他语言而转译的。有时候直接根据原文翻译和根据其他语言转译会有很大差别。没标明来源的译本，总让人觉得可疑。
由此，我想到了风靡一时的《基督山恩仇记》。20世纪70年代末，外国文学经典在国内开禁。同学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名著，其中就包括经济学教授蒋学模从英文转译成中文的《基督山恩仇记》。四卷一套，四个同学同时看，哪怕从第四卷开始也毫不在意，读得如醉如痴。现在想想，文学作品，最好能读直接从原文翻译的译本，原汁原味保留得或许多一些。如果是转译，尤其是经过“创造性”的转译，可能剩下的只有故事了，细微之处往往译不出来。如法文的“喜剧”一词，还有“戏剧”的释义，英文的这个词则无此意思。
我稍微留意了一下，可以举出许多影响很大的转译著作。如楚图南从英文转译的斯威布《希腊罗马神话》（原文是德文，下同），从英文转译的涅克拉索夫《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俄文）；周扬从英文转译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俄文）；朱光潜从英文转译的维柯《新科学》（意大利文），从英法文转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希腊文）；王造时从英文转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德文）；谢德风从英文转译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希腊文）；高觉敷从英文转译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德文）；贺麟从英文转译的斯宾诺莎《伦理学》（拉丁文）……囿于各种条件，不能直接从原文翻译，毕竟是种遗憾。
2010年3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超级畅销书《玫瑰的名字》，这是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翁贝托・埃科的第一部小说，也是第一次直接从意大利原文翻译过来的。此前的三个译本：1987年重庆出版社版，198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版，2001作家出版社版都是从英文转译的，里面有不少“译错的专有名词、大段删而未译的拉丁文引文。”（张大春）
说到译错的专有名词，这大概是转译本容易出现的错误。如萧天佑先生所译卡尔维诺《美国讲稿》，在注释中提到方平、王科一两位从英文转译了薄伽丘《十日谈》，“我曾对照过意文原版，应该说意思基本无误，但译名失误太多。如这里的纪度实为圭多。”（《卡尔维诺文集・美国讲稿》326页）但“为人剃头者，人亦剃其头”，二十多页以后，萧先生自己也出了错误，大概也是转译的问题。
同书363页：“我（卡尔维诺）还没有选到比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都・蒙特罗索写的这篇小说更短的小说：‘当我感到绝望时，那条恐龙依然待在那里。’”秘鲁-西班牙大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在《中国套盒―――致一位青年小说家》中，两次引用这篇小说，并像做语法练习一样，五次改变了时态和人称。（54-56页，65页）这篇著名的一句话小说根据西班牙原文应译成：“当他醒来时，恐龙仍然在那里。”“他醒来”怎么变成了“我绝望”呢？可能同转译有关。
虽然我不懂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但“绝望”放在此处绝对说不通。一个悲观主义者可能一天绝望一百次，可这并不妨碍他睁着眼睛看世界。而“长眠不醒”“昏睡百年”“睡美人”“黄粱梦”等传统说法中蕴含的世事虚幻、沧海桑田之变，不是“绝望”所能包容的。华盛顿・欧文的名篇《瑞普・凡・温克尔》，主人公一睡几十年，醒来时已经改朝换代，林纾当初就译成了《李迫大梦》。我曾特意请教了西班牙文专家：“醒来”一词有无“绝望”的意思？专家说肯定没有，但词头与绝望相似。也可能萧先生看走眼了，把“醒来”看成了“绝望”。
萧先生翻译的同一部《卡尔维诺文集》第402页，提到了意大利小说家加达的《梅鲁拉纳街上一场可怕的混乱》。在根据英文翻译的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合译）一书中，加达的这部作品被译成了《梅鲁拉纳大街上的惨案》（229、233页）。我当然更相信萧先生的译法，因为萧先生是根据意大利原文翻译的，更接近作者本意。
《为什么读经典》第4页：“我们总要一再推荐读第一手文本，而尽量避免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根据原文翻译的译本是否比转译的译本更接近第一手文本？“精确或准确，除了指对事物的描写（这在译文中还是能领会到的），主要还指词语在其语言传统的脉络里的精妙。因此，译文所见的精确，可能只是原文的太阳的余晖，甚至连余晖也够不上。”（254页，译注）说得太到位了！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老子》）“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郑板桥题竹诗）“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山海关孟姜女庙对联，可以有十几种句读和读法）。“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烟沿艳檐烟燕眼”。“近世进士尽是近视”。“王干干王蒙王蒙蒙王干”等等妙语，是无法翻译的，即使勉强翻译了，原文韵味也会消失殆尽。换句话说，能翻译的是表达的内容，不能翻译的是表达的形式。
“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钱锺书《管锥编》1-2页）相信每一种语言里都有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表述形式，类似汉语的谐音词、句、回环诗、对偶句、一词多义、一语双关等等无法翻译的东西。因此，能读原文当然是最理想的，退而求其次读根据原文翻译的译本，转译本应当是最后的选择。
当然，还有等而下之的所谓“百衲本”，就是从已有的同一种原著的几种译本中东抄一句西掠一句，然后拼凑在一起的译本。这种情况只发生在重译本中。也有几个译本同时出现的情况。如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1900-1938）的名著《天使，望故乡》，2009年一下子就出版了四个译本，因为70年的版权期刚过，不用支付版权费了。我手里的是范东生、许俊东译本，江西教育出版社版，煌煌47万言。
林纾（林琴南）同助手共翻译了一百八十余种外国文学名著，而且多数都另拟了书名，如柯南・道尔《歇洛克奇案开场》（现译《血字的研究》，下同）；狄更斯《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斯托夫人《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兰姆姐弟《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斯威夫特《海外轩渠录》（《格列佛游记》）；华盛顿・欧文《拊掌录》（《见闻札记》）；孟德斯鸠《鱼雁抉微》（《波斯人信札》）；雨果《双雄义死录》（《九三年》）；托尔斯泰《现身说法》（《童年少年青年》）；塞万提斯《魔侠传》（《堂吉诃德》）……林译小说“漏译误译随处都是。”如果根据林译小说转译（除了英美文学，其他语种的小说，如法、俄、德、西班牙文，林译本身就是转译），那就离原著愈来愈远了。这就像《吕氏春秋・察传》所说：“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转译也是如此，数转而面目全非矣。
钱锺书先生的重要论文《林纾的翻译》，全面精到地评价了林译的是非功过。钱先生承认林译“漏译误译随处都是”，但林纾一方面删节原著，另一方面增补原著，“他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恰恰是对原著的删节或增补，使林译的可读性超过了后出的更忠实的译本，甚至超过了原著。“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钱先生还举了其他例子：波德莱尔之于爱伦・坡；弗莱理格拉德之于惠特曼；伊巴拉之于博尔赫斯。
从文学的角度说，译文可能优于原文。高手可能提升或美化了原著，而拙匠可能降低或丑化了原著。从翻译的角度说，过度翻译（增补、阐释）和不足翻译（删节）都是不可取的，都是对原著的不忠实。过度翻译者或不足翻译者都是在以原作者的老师自居，对原著删删补补，以显示自己比原作者高明，挖出了原著的深层叙述结构。所谓“创造性”翻译，往往是在深层叙述结构上各显其能，见仁见智，言人人殊。因为表层叙述结构在那明摆着，没什么折腾发挥的余地。丑化固然使原作者不满，但美化也未必能使原作者领情―――孩子是自己的好嘛。你想借原著之“尸”还魂，赋予原著新精神，原作者还未必甘心献出“臭皮囊”，没准还会告你曲解作者歪曲原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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