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由强到弱、由宽到窄、由大到小的历史轨迹无疑是世界文学演变的规律之一。所谓自上而下，是指文学的形而上形态逐渐被形而下倾向所取代。倘以古代文学和当代写作所构成的鲜明反差为极点，神话自不必说，东西方史诗也无不传达出天人合一或神人共存的特点，其显著倾向便是先民对神、天、道的想象和
由强到弱则是文学人物由崇高到渺小，即从神至巨人至英雄豪杰到凡人乃至宵小的“弱化”或“矮化”过程。神话对于诸神和创世的想象见证了初民对宇宙万物的敬畏。古希腊悲剧也主要是对英雄传说时代的怀想。文艺复兴以降，虽然个人主义开始抬头，但文学并没有立刻放弃载道传统。只是到了20世纪，尤其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期，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才开始大行其道。而眼下的跨国资本主义又分明加剧了这一趋势。于是，绝对的相对主义取代了相对的绝对主义，宏大叙事变成了自话自说。
由宽到窄是指文学人物的活动半径如何由相对宏阔的世界走向相对狭隘的空间。如果说古代神话是以宇宙为对象的，那么如今的文学对象可以说基本上是指向个人的。昆德拉在《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中就曾指出，“堂吉诃德启程前往一个在他面前敞开着的世界……最早的欧洲小说讲的都是一些穿越世界的旅行，而这个世界似乎是无限的”。但是，“在巴尔扎克那里，遥远的视野消失了……再往下，对爱玛・包法利来说，视野更加狭窄……”而“面对着法庭的K，面对着城堡的K，又能做什么？”但是，或许正因为如此，卡夫卡想到了奥维德及其经典的变形与背反。
由大到小，也即由大我到小我的过程。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情感教育还是我国古代的文以载道说，都使文学肩负起了某种世界的、民族的、集体的道义。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则从不同的角度宣达了东西方先民的外化的大我。但是，随着人本主义的确立与演化，世界文学逐渐放弃了大我，转而致力于表现小我，致使小我主义愈演愈烈，尤以当今文学为甚。固然，艺贵有我，文学也每每从小我出发，但指向和抱负、方法和视野却大相径庭，而文学经典之所以比史学更真实、比哲学更深广，恰恰在于其以己度人、以小见大的向度与方式。
且说如上五种倾向相辅相成，或可构成对世界文学的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其虽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却多少可以说明当下文学的由来。如是，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观念取代了情节，小丑颠覆了英雄；“阿基琉斯的愤怒”退化为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且说当下中国文学正呈现出无比繁杂的景象。传统写作如主旋律文学及多少与之相关的乡土文学、历史叙事等继续存在，多少与之对立的戏说、大话、调笑和恶搞则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其次是五花八门的年代和类型正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姿态发散、弥漫开来。
按作者出生时序说，有49年前辈和50、60、70、80，乃至90代。虽然年代之分并不科学,更不容绝对，但不同年代出生的作家多少都带有不同的时代特点。比如70后被认为是相对“幸福”的一代，不仅从小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同步，而且又多少和旧体制沾一点边，至少就业的压力还没有那么大。因此他们是跟着时代漫漫摸索的一代，虽然见证了不少禁忌的突破，实践了题材和文体的演变、小我和大我的PK，但其中不乏迷惘。李师江、冯唐、丁天、卫彗等就体现了这样一个过程。80后赶上了全球化时代，他们的笔下已少有禁区可言，自我表演成为主导。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崔曼莉等以率性的文风和极富个性（乃至个人主义）的表演夺人眼球。90后是网络文化催生的一代，他们以不乏稚气的自由涂鸦，欲使70后、80后速朽。张悉妮、夏青、吴子尤、李军洋等一干初生牛犊正这样似小说非小说、似日记非日记地操练作文、探问人生。因此，总体上说，70后、80后和90后作家的向下、向内、向小、向窄倾向是毋庸置疑的；尽管较之70前作家，当下青年作家的公共知识同比会广泛得多，这主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及由互联网等构成的当代信息工程。
按类型说，近年来颇得青少年读者青睐的新武侠、新玄幻、新奇幻、新志怪、新言情、新历史、新校园、新职场、新恐怖、新青春、新推理、新间谍小说等新新类型层出不穷，各年龄段的写手遍及全国。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信马由缰，既不拘泥于传统或现存文学原理，也不拘牵于历史或现今的客观真实；但这并不表示它们不是按类型的某些既定规则出牌的，只不过（套用格雷马斯的话说）发送者和接受者、主语和宾语及其顺者和逆者是新的，如此而已，故谓之新。
按体裁说，除传统意义上的“三大件”即诗歌、小说和戏剧而外，新三大件即电影、电视剧写作方兴未艾，微博等网络写作也已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运而生且大有弥盖之势。面对每年上千部长篇小说、逾万部各色文集和相应数量（甚或更多部集的）影视和网络作品，可以说没有人能一览无余地指点江山。本人当然也只能大而化之。
但70后、80后乃至90后的喧哗与骚动并不能淹没70前作家的顽强存在及其坚硬如水的生命力。事实上，无论市场如何追捧新锐，70前作家仍在努力。从以王蒙为代表的一代宿儒到60代作家，中国的传统文学或严肃文学依然在艰难探索、蹒跚前行,甚至不断超越自己、追求原创。用阎连科的话说这是搬石头上山。然而原创性始终是经典、是严肃文学的不二法门。以我有限的涉猎，即可列举一长串当代中国作家的名字，他们或许在某一阶段摹仿过（这很自然），但其原创意识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小说家而言，比如阎连科，他的反讽精神是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不排除摹仿，而如今却个性鲜明、大器乃成。又比如莫言，他成名虽早，却一直在追寻，其批判性想象力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不可谓不突出。尽管他们有时也会在上半身和下半身摇摆、徘徊。再比如贾平凹，尽管其《废都》（除却其中的那些多少带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空格，几乎是一片向下的废墟）和当时的某些女性作家一起开启了中国式身体写作，但以《秦腔》为代表的“乡土作品”却充满了针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深长慨叹。此外，我们可以不赞同陈忠实、王安忆、陈村、王朔、张炜、李锐、格非、张抗抗、徐小斌、刘震云、余华、苏童、铁凝、阿来、毕飞宇等一干作家的某些作品或某种写作方式，但不能不承认他们总体上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维度。
需要说明的是，不排除老作家、名作家（包括上述作家中的张三李四）受市场，乃至某些70后、80后、90后写作的影响，从而不同程度地放弃高度追求，在某一作品或某一时期告别经典追求，并自甘“堕落”，即弃道取器或一味地沉溺于下半身写作。
简单地说，上述繁杂既可理解为繁荣，也可理解为混乱。繁荣（好得很）论者看到的大抵是背后的自由，是思想的解放，是创作空间的空前拓展；而混乱（糟得很）论者所担心的，恐怕是每年上千部长篇小说、逾万种各色文集所制造的浮躁和浮肿。这是就两个极端而言，并不意味着可以排中。本人既不乐观，也不悲观。首先，经典永远是凤毛麟角，而大多数只不过是作为基数的存在。其次，每一个相对短暂的时代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出经典。这是古今世界文学的一般规律。再次，对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总结、批评和考量，尤其是深入研究、系统梳理才刚刚开始，甚至尚未开始。至少我们需要适当的参照系，也需要时间和距离。不说时间和距离，因为我们正身在其中；先说参照系。我们至少应该从纵横两个维度即历史的维度和世界的维度来评判当代中国文学。一旦将当代中国文学置于这两个维度，我们就会发现，它既非最糟，亦非最好。这不是和稀泥，而是笔者基于真实认知的一种简单道法。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基本追随了世界文学的大走向、大趋势。
当然，世界文学的情况非常复杂。但总体说来，目前的状况不容乐观。首先，文学的载体和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的主要接受者――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青年”大都已经分化消散、移情别恋。影视、网络等新媒体介质取代了纸质文学这个传统意义上的主要载体，文学不再是时代认知和审美的主要介质或对象。这客观上对文学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于是文学“终结论”和“边缘化”之类的慨叹不绝于耳。当然，文学的实际存在多少宣告了“终结论”的终结，况且文学无处不在，影视剧本、网络写作本身也是文学，但纸质文学的相对“边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次，文学的向下趋势难以逆转。拿西方而言，尤其是比照历史传统，其当今文坛的情况同样令人堪忧。虽然始终不乏经典的背反，但总体上西方文学也是由高走低的倾向占了上峰。
由此可见，当下中国文坛大致上（而非全部）的下现实主义和唯我倾向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或可说当代中国文学的繁杂是一种自然现象。首先它十分契合“全球化”浪潮。而“全球化”浪潮绝对不仅仅是经济一体化。这是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预见之一。概括地说，“全球化”乃是资本在完成了地区和国家垄断之后，走向世界并将世界染成其色彩的必然结果。于是，大众文学乃至一般狭义文化的消费属性和资本色彩愈来愈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目下中国文学的多元纷杂、众生狂欢，以致文学市场的混乱无序乃是情理中事。而所谓“多元化”实则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众声喧哗和多元并存其实只不过是其假象或表象而已。跨国资本也只有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氛围里才如鱼得水。总之，国家意识形态被淡化了，民族主义被消解了，传统的真理观、价值观被模糊了，跨国资本就横扫世界、东西方不败了。说穿了，所谓文化冲突，归根结底不就是利益冲突吗？其次，从封闭到开放、从政治挂帅到金钱至上具有某种必然性。物极必反，矫枉过正，是谓钟摆效应。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适当“回摆”的可能性。只不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河流，历史永远不可能完全重复，也不应该完全重复。有守有进、进退中度，也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总之，为使中国文学真正步入繁荣昌盛（而非泡沫式增长）、成为世界文学的美好的一环，创作界、媒体，乃至整个读书界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批评界更是义不容辞。老实说，倘使我们有意无意地模糊视听、消解界限、自我放逐，最大受益者肯定不是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民族，而是跨国资本。
此外，世界文学一路走来，恰好于20世纪末化合成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而后现代思潮的出现客观上又正好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发散。但奇怪的是过程中始终不乏奇崛的背反及由此化生的特殊丰碑，比如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又比如但丁和塞万提斯、卡尔德隆和歌德、罗贯中和曹雪芹、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乔伊斯和卡夫卡，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等，他们及许许多多逆时流而动的经典作家在价值取向上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当然，不能说经典作家就不考虑市场。莎士比亚是个很有市场意识的作家，巴尔扎克也经常为多赚几个稿费而废寝忘食。关键在度。此外，正是基于某种背反精神，拥抱时代价值、体现市民审美（或许还包括喜剧和悲剧兼容并包，甚至在悲剧中掺入笑料）的莎士比亚受到了老托尔斯泰的批判。后者认为前者缺乏信仰。而所谓信仰，或许正是巴尔加斯・略萨厚古薄今的所谓“君子之道”。毫无疑问，信仰既可以指向过去，也完全可以非常现实或僭越现实的超前。但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们若非凭借其方法上的优势（恩格斯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其厚古薄今的结果恐怕就不是与塞万提斯比肩，而是要成为堂吉诃德了。同理，乔伊斯和卡夫卡等现代巨匠也为文学的背反提供了新的注解。这主要不在其意识流或表现主义形式，而在其更为本质的现实主义精神及其体现幻灭的彻底和反向追怀的极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然而，人心很古，而且未来亦然（至少是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因此无论背反还是持守，经典作家貌似厚古薄今，本质上却与希望相同，即必定蕴含着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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