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在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奇迹。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战火纷飞中的西南联大却是一个可以进入当时世界一流大学排名的高等学府。别的自不待言，单就这一条，就足以使目前所有的内地“名牌大学”仰之弥高，叹为观止。而大学的水平，又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素养程
谢泳先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近乎一位敏锐的社会观察家。他的《西南联大与现代知识分子》是十年前同题论著的新版，从文风上看，有一些学术史和思想史随笔的气质，不求整体结构的缜密。谢泳先生此书的立意，在于清理西南联大在教育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以及西南联大所形成的学术氛围与人文传统在1949年后的断裂与倒退。该书用词极其考究谨慎，反而更凸显出作者意图中处处暗含着与当下的比照。
西南联大留给今日大学的启示之一，就是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的特点首先是体制上的自治和独立。在临时大学的建立过程中，国民政府接受了胡适的建议，使得抗战中的西南联合大学没有成为那种具有鲜明“战时”色彩的大学，而是继续维护和发展战前的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从教学上来看，是“为国家培养领袖人才”；从学术上来看，是为了“新的知识”和“坚强的意志”。
西南联大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后方，联大学者在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上多受西学浸淫，在精神内部却隐秘地保留了儒家传统知识分子的色彩。在这一片“乐土”里，现代文化理念的形成发展，以及现代知识和智慧的传播，都以一种臻于完美的方式进行。这一切都有赖于那个时代较为自由开放的教育体制，以及学者在人格上的独立自觉意识。人文教育始终是联大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无论是教师辈还是学生辈，都是当之无愧的文理兼修之才。在管理上，联大实现了教授治校而非政客治校，学者之间有派系之实而无派系之争，人际关系上也呈现出一种良性的状态，“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
但由于现实针对性十分强烈，而且作者的主观意图、也就是作者自己所理解的、现代大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这个结论呈现得太快，导致该书多少流露出一种论大于史的特点。但这并非是这部书的缺陷――敢于立论、引导读者去重新思考历史与当下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取代的有意义之处。
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大学的文化环境，大学文化影响甚至决定了现代文学发展的某些重要向度。姚丹先生的《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以严谨的学理性和对历史事实的高度尊重，为我们清理出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曲折而宝贵的精神历程。在联大的文学活动上，也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相当详尽的历史图景。
谢泳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讨论了联大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结，但是他却对“国家民族主义”持谨慎态度，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过于看重国家统一，期待中国强大的心理，常常会导致民族主义倾向，产生民族幻想。”而姚丹先生用了非常可观的篇幅与详尽的历史资料去钩沉与西南联大精神传统密切相关的诸多因素，其中包括晚明清初知识分子的“南渡”意识，也就是在学术中保留民族文化的心态，以及从中凸现出来的民族文化心理――这一点与谢泳先生的思考，也有深刻相通之处。
如果说谢著着意于在当代重建大学精神和大学传统，那么姚著则偏重于在历史中清理大学的自由理念，以及作为文学活动依托的文化语境。在我看来，《西南联大与现代知识分子》若配合《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来读，正好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而其中的互相抵牾之处，又可引发读者进一步思考。所谓抵牾，我所发现的乃是这样一处：谢泳先生几乎将联大叙述成了一个近于完美的乌托邦，学院建制、生存环境、乃至于人际关系都是近于完美的，不免令人感到其中必有简单化与理想化的成分。而姚丹先生则用了很多史实，说明联大虽然有很多先进与美妙之处，但仍不免被现实所囿，“不是一片圣地，也不是一块净土”。比如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在联大推行“党化教育”的强硬态度，以及在“一二・一”中所受到的惨烈冲击。学者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免于个性与学术之争，比如联大学者之间盛行“臧否之风”。只是有一点我想应该是事实，那就是，在这样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学院里，在一个从制度上确保了知识分子的生存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小环境当中，知识分子的精神与人格必然是张扬不萎缩的，而大学也才得以充分发挥其文化传承与文化塑造的作用。谢泳先生和姚丹先生的这两本学术专著，也说明所谓学术热点，自有其“热”的道理。其内在的深刻魅力，不是时髦话题和学术生产这类概念所能遮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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