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本书、一篇文章能够长传，似乎都有一种宽容的品质，能让不同的读者读出不同的感受，也能让同一读者在不同时空背景下，读出不同的体会。《诗经》的不朽，与“诗无达诂”就大有关系。鲁迅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
我的第一次阅读，是童年时听祖母讲的，她用老南京土话说“中山狼凶哩，恶啊”的苍凉声腔，为我埋下了仇恨狼的种子。读中学时，听了语文老师串讲《中山狼传》文本，知道了这是一则寓言：作者通过对“中山狼”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的形象刻画，告诫人们对邪恶的人不能施以同情和怜悯。大学毕业后，有机会读到一些明清笔记和专家的论文，我才知道该文背后藏着一个故事：明代文学家李梦阳因得罪太监刘瑾被捕下狱，他请老同学康海营救，经康海向刘瑾说项，得以解脱。刘瑾伏诛，康海被指控为阉党撤职查办，而李梦阳成了反阉英雄，他对康海非但不出援手，反而恩将仇报、落井下石。马中锡是康、李二人的老师，他可能是意气难平吧，写了这则寓言。后来，康海读了，赋诗寄慨：“平生爱物未筹量，那计当年救此狼。笑我救狼狼噬我，物情人意各无妨。”他还把寓言编成杂剧《中山狼》，搬上了舞台。
庄周“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发明了“以寓言为广”。寓言的世界实是人间的世界。《中山狼传》所传，为狼的世界所乌有，却为人的世界所实在。马中锡以直声鸣天下，本可实话实说，然而却取了乌有的形式，个中似有隐情。推测言之，如：当时朝野一片黑暗，实属“不可与庄语”的世道；马氏碍于师生名份；李梦阳跋扈得令人侧目；而马氏所见、所闻、所历，大概也不只李、康一端；……寓言的形式，模糊了事件的确定性，却在更高、更深的层面上反映了真实。六百年来，“中山狼”成了人性之恶的一个代码，具备了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和警世价值。因而，有了《红楼梦》“子系中山狼，得意便猖狂”的诛心之笔。而在20世纪历次政治运动中，文坛和教界也曾多次有“中山狼”上演类似活剧。它似乎成了中国文人生态中的一个传统保留剧目。
文章读到这等份上，大概可算得上“达诂”、“到位”了。多年来，我这样“自我感觉良好”着。
日昨，偶染风寒，头晕目昏，随手翻书，不意又遇到了《中山狼传》。这一次，我是直觉地面对文本，机械地一字字一句句读下去的，忘记了是在读一则寓言，更联想不到种种人际纷争。我读到什么呢?我读到了全人类面临的一个生死拐点――地球上的生态危机!不是吗?马中锡为我们再现了一幕两类生灵生死对抗的惨烈场景：一类是“人”――超简子及其猎队、东郭先生、杖藜老人、老圃、老农及其妻、子，一类是“物”――老杏树、老母牛、中山狼及众多的其它禽兽；两类的对抗有血腥暴力，有据理抗争，还有智力较量；结果是“人”以暴力和智谋取得了全面彻底的胜利一―被射杀的骇禽鸷兽“不可胜数”，杖藜老人“助东郭操刃，共殪狼，弃道上而去”，老母牛正簌栗、于“霍霍”磨刀声中，老杏树也将就“斧钺之诛”。
《中山狼》的开头展现了赵简子大规模狞猎的场面。这段描写提供了四个信息点：一、这是人主动发起的对禽兽的进攻，而不是人的除暴安良的正义行动，不是禽兽正在危害人、人不得已奋起自卫反击；二、人是绝对的优势群体，人多势众，武器精良，声势浩大，而禽兽是毫无反抗能力、任人宰割的弱势群体；三、这不是刀来枪往的战争或什么天然的“生存竞争”，而是一场不需要任何借口、完全人为的血腥大屠杀，导致被杀者“不可胜数”；四、人对万物的生杀予夺大权是绝对不允许挑战的，中山狼饮羽窜逃，而未束手就毙，这就激得“赵简子怒”，务欲斩尽杀绝。对照人类文明发展史，不难发现，这四个信息点支撑起的不是一个虚拟的、偶发的场景，而是在地球上实际发生过并还在发生着的千万次惨剧的真实写照。当我们面对当今人类的生存困境，能不感悟到，正是这种人的“胜利”造成了地球上成千上万物种的灭绝，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的严重毁坏吗?
达尔文把人和众生万物的矛盾归结为“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法则，从而证明了“人的尺度”的合理性。然而，他老人家忘了或回避了另一个自然法则――自我毁灭。要知道以“人的尺度”／为唯一的尺度，也是人类集体霸主欲的集中反映。而随着人类霸主欲的无限膨胀，人类强大到可以毁灭一切的地步，人类将失去一切施暴的对象和赖以生存的生物链，成为彻底的“孤家寡人”，最后只好“人食人”，“蜻蜓吃尾巴――自吃自”，自我毁灭。这个危机，虽未迫在眉睫，却似乎涌动于冰山之下。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第四次阅读《中山狼传》才感悟到，人类是很有必要来一番换位思考，检讨一下“人的尺度”的不合理性和非惟一真理性了。
是的，我这是病中的“感悟”，也许不值一哂的“荒唐言”。但形象大于思想，客观意义大于主观设计，超时空的辐射性、开放性，无疑确系《中山狼传》的审美品质。这大概就是“寓言”之“广”吧?其实，天下的好文章，说到底，不都是“寓言”而已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