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与徐光启
日前参加某“海外汉学”研讨会，参会者对“汉学”应该怎样定义，多少还有些疑惑。我也插了几句，感觉不能尽意，于是想
“海外汉学”是中国独有的学术领域，外国没有的。外国人研究“汉学”，不研究“海外汉学”。既然有“海外汉学”，似乎也应该有“海内汉学”或者“国内汉学”。譬如做贸易，有海外市场，就有对等的国内市场；搞学术，有外国哲学、西方哲学，就有中国哲学。可是，偏偏没有“国内汉学”；不但没有，连“汉学”我们也没有。“汉学”（Sinology）是外国人从事的学术，这门学科本来就是海外的，所以，当“海外”和“汉学”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构成“海外汉学”（overseasSinol鄄ogy）时，从修辞上说就犯了同义反复（tautology）的毛病。所以，莫东寅当年发表《汉学发达史》（1949），书题并不称“海外”，因为“海外”是赘余。但我们没有必要这样死抠字眼。修辞是一回事，语用是另一回事。尤其现在，“海外”这个修饰语已经省不得，比如北外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ResearchCentreofOverseasSinology），如果删去“海外”，听起来倒像是个外国的学术机构了。
“海外汉学”这个词儿，我敢打赌在一般词典上是查不到的。不过，“海外汉学”就是汉学，一查“汉学”就查到了。“汉学”是门什么样的学问呢？从《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汉语大词典》到《辞海》，都说“汉学”是外国人对中国事物的研究。其实，把“汉学”还原为Sinology，看看原语的词典，好像外国人自己并没有这样的说法，规定Sinology一定是要由他们来研究，中国人不能或不必研究的。比如《牛津简明英语词典》（外研社，2000）上说，汉学就是“对中国语言、历史、习俗等等的研究”；《韦氏新世界美国英语词典》（Webster’sNewWorldDic鄄tionaryoftheAmericanLauguage.2ndCol鄄legeEdition.1980.）上说，汉学是“对中国语言、文学、艺术、习俗等等的研究”；《韦氏英汉大学词典》（商务，1997）上，把汉学定义为“中国问题研究”，细分的话，就是“有关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政治、风俗等的研究”。
当然，与“汉学”相当的研究领域在中国也是有的，只是另有名号罢了。跟“汉学”最贴近的词儿，大概是“国学”。如果嫌“国学”这一概念笼统，不妨把它切成若干块，叫“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国（传统）语言学”等等。“汉学”也好，“国学”也好，其实是同一个领域、同一些对象，只是研究者有里外之分。
汉学包括的方面应该是很多很广的。上面引述的几本英文词典，在释义时列举了主要的几个方面，三到五个不等。我们注意到，排在第一位的都是“中国语言”。再看几部其他欧语的词典。《朗氏德汉双解大词典》（外研社，2000）对Sinologie的解释是：“一门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科。”《当代德语词典》（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84）上的释义略窄一些，但也把语言排在前面：“一门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学的学科。”又如《新简明法汉词典》（商务，1983），词条sinolo鄄gie的释义是：“汉学。（有关中国语言、历史、文物等的研究）”
透过西文词典对Sinology这个词的处理，可以看出，西方人所理解的汉学是很看重中国语言的。这不奇怪，因为汉语不但是步入汉学之门的基石，也是汉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所以，典型的汉学家，远的如利玛窦，近的如高本汉，当代的如马西尼，都是主攻或者先攻中国语言文字。他们不但学汉语，用汉语作工具，去探发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而且钻研汉语，以汉语为语言学分析的对象。
这是国外对汉学的理解。反过来，中国人自己怎样理解呢？《现代汉语词典》（2005，以下简称《现汉》）上，“汉学”的第一个义项是指发源于汉代的经史、训诂、考据之学（这种学问在清代被认为是“实学”，跟追求微言大义的宋明理学相对而言），姑且搁置不论；第二个义项才跟本文的话题有关：“外国人指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在诸项内容的排序中，语言被挪后了，这跟西文词典的处理不一样。《现汉》这样做，恐怕不是偶然的。《新华词典》（2001商务版）上，“汉学”解释为“外国人统称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学问”，连语言也省去了。或者索性如《辞海》（1999），采用宽泛的释义，有意无意避开了汉学研究以何者为基础的问题：“外国人称中国学术为汉学。”《现代汉语大词典》也一样：“外国人称研究中国的学问为汉学。”只有少数汉语词典，吸取了西方人的释义，例如《高级汉语词典》：“汉学（sinology），对中国的研究，尤指关于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和风俗习惯的研究。”
词典的释义或许反映了学界的普遍看法。为什么对“汉学”的理解，西方和中国会有这种细微的差异呢？我猜想大概有两个原因。
第一，对于西方人，要想登上汉学的殿堂，非得先攻下汉语这座堡垒不可，而对于中国人，汉语本来就会，不必学的。我们觉得历史文化等等才难，于是就把这些科目排在汉学诸项内容的首位。
第二，在还没有跟西方学术接合之前，中国学术是极重视语言文字的。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旧称“小学”，古人把它看得很重。清儒戴震有一段话：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古经解钩沉序》）
大意是，要想通晓经义、上达哲理，必须从语言文字这一基础入手，好比我们想要到达楼上的会议室，非得从底层走起，而语言文字就是必经的阶梯。可是曾几何时，语言文字学被从国学的基础中抽走了。刚才说过，汉学和国学其实是一件事物两样叫法。比照《现汉》的解释，可以看出人们对语言也已经很不强调了：“国学，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
这样排列国学的各项内容，从宏大的哲学开始，用戴震的话来说，就是“躐等”，好像我们一步就能从窗户跳进楼上的会议室来。当然，有人会说：时过境迁，传统学术的理念和框架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了。现在国人解读经义，推尚超脱文本，纵情发挥，舍得花工夫钻研语文的学人已属罕见。
于是问题就来了。我们中国人考察“汉学”，或者“海外汉学”，应该把语言文字学或语言学放在怎样一个位置上呢？应该跟从外国人的视角，把中国语言看得很重要，还是用国人自己的视角，觉得语言无所谓呢？
不论怎样理解，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海外无论哪个国家的大学，只要设“汉学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教汉语。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汉学和国学是海外汉学的基础，而汉语和中国语言学则又是汉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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