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绍原先生（1898~1983）是现当代前辈大学者，同时也是文章高手。他在民俗学、民间文学和宗教学方面贡献甚多，曾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俗学会顾问。江先生译著等身，但许多是解放前及解放初期出版和发表的，大量的单篇文章迄未结集，搜寻不易，又至今尚未见有全集出版，读起来不是很方便，这就使得他的重
好在近年来有了江绍原先生名著《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开明书店1928年版）的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影印，列为“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之十）和排印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他那部迄未正式印行的教学讲义《中国礼俗迷信》也出版了（王文宝整理，渤海湾出版公司1989年版）；此外还有几种选本，例如《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列入“东方民俗学林”丛书）、《民俗与迷信》（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列入“大家小书”第二辑）等等；而一年前面世的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苦雨斋文丛・江绍原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则是一部后出转精的选本，该卷中既包括江先生的若干主要论著，也包括他的一批有代表性的学术小品，书末的附录四则：周作人、叶圣陶、孙郁的三篇有关文章和王文宝的《江绍原年表》，则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在江先生的全集出版之前，此卷可以说是人们了解江绍原先生学术贡献的最佳读物。
将《江绍原卷》列入《苦雨斋文丛》，乃是因为江先生是苦雨斋主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他的学术工作同周作人关系很深。周作人本人说过――
世间传说我有四大弟子，此话绝对不确。俞平伯江绍原废名诸君虽然曾经听过我的讲义，至今也仍对我很是客气，但是在我只认作他们是朋友，说是后辈的朋友亦无不可，却不是弟子，因为各位的学问自有成就，我别无什么贡献，怎能以师自居。（《文坛之分化》，《中华日报》1944年4月13日）
这是他的客气话了。俞、冯（文炳，即废名）两位在北京大学是直接听过周作人讲课的的学生，当然是弟子，他们毕业以后又得到过乃师的许多帮助；江绍原的情况略有不同，他在北大读的是哲学系，只是旁听过一些课，又曾在课余去向这位渊博的日本文化问题专家、民俗学研究的先驱周作人先生请教过一些关于日本民间文艺方面的问题，所以也列为弟子。周作人曾经提起过此事：
……有一天下课的时候，绍原走来问我日本的什么是什么东西，又领我到图书馆阅览室，找出一本叫作《亚细亚》的英文月报翻给我看，原来是什么人译的几首Dodoit鄄su，日本人用汉字写作“都都逸”，是近代的一种俗歌。我自己是喜欢都都逸的，却未必一定劝别人也去硬读，但是绍原那种探查都都逸的好奇与好事我觉得是很可贵的，可以说这就是所以成就那种研究的原因，否则别人剃胡须，咬指甲，干他什么事，值得这样注意呢。绍原学了宗教学，并不信那一种宗教，虽然有些人颇以为奇（他们以为宗教学者即教徒），其实正是当然的，而且因此也使他更适宜于做研究礼教的工作，得到公平的结论。（《〈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序》）
江先生北大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学的是比较宗教学和哲学，获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和此后发表过若干关于宗教学的译著，但他回国任教后，研究的主要方向却是民俗和迷信，出任北京大学研所国学门下设的“风俗调查会”主席，在好几家大学开设这一方面的课程，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特别是学术小品文，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他得到周作人许多帮助和鼓励，通信极多，单是收在《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中华书局2006年版）一书中的就有108封，其内容多半涉及民俗研究；此外已公诸于世的还有若干。
江绍原也曾得到过鲁迅的帮助，他一度与鲁迅关系相当密切，在《手札》一书收录了鲁迅给他的亲笔信12封。但后来他主要是追随周作人，还曾一度借居于八道湾周宅，前后有10多年，登堂入室，关系非同一般。
江绍原研究民俗和迷信，是为了从基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入手，沿波讨源，加以分析，指出传统迷信的荒谬愚昧，以便清除流毒，促进人们从古老的不科学的思想和习惯中解放出来。他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举凡姓名、身体、性爱、医药、祭祀、谣言、赌博等等方面的迷信，无不给予学理层面的追溯和剖析，文字生动幽默，读起来非常有趣，而且有益。
江绍原不赞成表面激烈的行为例如拆毁庙宇之类，他强调应作学理的深入分析，帮助人们理性地认识问题。江先生指出，“一切同近代科学相冲突的意念，信念以及与它们并存的行止，我们皆呼为迷信”，“迷信研究是对人类文化演进程途中黑暗错误方面的研究”（《中国礼俗迷信》）。这种现实针对性很强的学术研究正是当时推进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侧面，而从事于此的人很少。叶圣陶先生在《江绍原君的工作》（《文学周报》1926年12月27日）一文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指出江先生工作的手段与意义――
从线装书里，从稗官野史里，也从当代人的相互交谈里，研究各个新鲜有趣的题目，像《发须爪》、《血红血》、《冠礼》、《关于天癸》等等……他告诉我们许多习俗的原始意义以及流传下来的遗迹，他只是叙述，只是说明，并无其他。我们看了，对于以往的史迹固然用不着轻鄙；但是当我们觉察到现在的生活还在遵行古昔的蛮俗，或者还在跟随陈旧的迷信的时候，至少要擦一擦眼睛醒过来吧。
这样的工作显然是合于五四以来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时代主潮的。鉴于古老的迷信至今还有不少遗存，那么可以说这样的工作不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有意义，今天也仍然有意义。
举两个例子来看。
我们知道，鲁迅小时候曾经被抱到附近的长庆寺的小庙里，拜龙师父为师傅，算是舍给寺院，于是得到一个法名叫“长庚”，还有两件法宝――一件衲衣和一种叫“牛绳”的装饰品，据说这样就可以避鬼避邪，平安无事。鲁迅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中对当时这种迷信作过一些解释，大意说，在那时读书人看来，和尚“无家无室，不会作官，却是下贱之流”，而妖魔鬼怪是不来伤害没有出息的小孩的，“这和名孩子为阿猫阿狗，完全是一样的意思：容易养大。”这种解释当然是可信的，可惜不怎么充分。鲁迅这篇文章主要是写龙师父，不便在诸如此类的迷信上多费笔墨。而按江绍原先生的分析研究，这种办法叫做“寄名”，类似的迷信还有“借名”、“偷名”、“撞名”，目的都是在名字上动脑筋，从而保平安，图吉利。这样的迷信现在大约是没有了，而今人为自己起的网名，似乎也还有不少值得分析的文化心态在内，甚至也不无迷信的成分。
又如中国古人认为头发乃是人体中的精华，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受之父母，不能损伤，而囚犯要强行给他剃去头发，这就是所谓“髡”刑，为五刑（墨、鼻、宫、刖、髡）之一；轻于剃光头之髡刑的称为“耐”刑，内容是剃去受刑者的两鬓和胡须。剃去头发胡子，用今天的观念看完全没有什么，平常人也有剃光头的，刮胡子更是成年男子几乎每天都要做的功课，现在蓄须的人很少。古人却不这么看，失去了头发和胡子就会元气大伤，而且显得与众不同，必是坏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某些红卫兵颇热衷于给“革命的对象”剃去头发，或瞎剪一通，谥为“黑帮头”，又有强行给剪一半留一半或在中间推去一道的，则称为“阴阳头”，以表示其人阳奉阴违，是个野心家阴谋家，同时自然也属于“黑帮”的范畴。这一做法当时固然属于所谓“革命行动”，而其实乃是老一套的迷信重新泛起。十年前笔者写过一篇《“文革”与头发》（《寻根》2000年第2期），其中回忆当年耳闻目睹的种种情形，略加分析，文中即引用江先生在《发须爪》一书中说过的一段话为证：
至于发须呢，如我们曾说明，它们尤其是人身的精华，几乎与血与精这一红一白两种汁，占同样重要的地位、罪人饶他一死也可，他的毛发，却必须除尽――岂但光脸秃头可供众人的玩赏，主要的真正的目的，在伤他的魂，这似乎是换个法子取他的命……它们的效果虽不得与枭首寸磔，相提并论，然就动机而说，许同是古人穷凶极恶的心理的表现。
由此可以推知，“文革”初期表面上在“破四旧”，其实却把很原始的迷信都请出来，奉行如仪，算是“革命”。最古老最荒唐的迷信竟然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实在令人浩叹。
现在不搞运动，大讲经济了，这当然是了不起的进步，社会风气的变化也很大；但似乎又有不变的东西在，例如有不少人迷信“八”字，以为可以带来发财的好运；修阔气的坟墓，大烧其纸钱，更几乎到处可见；最莫名其妙的是，据说有忙于谋职的大学生专程跑到北京卧佛寺去拈香祷告的，因为这个庙名同英语的“办公室”读音相近，几个头一叩，他就能当一名白领了。
看来反迷信的路还很长，江先生的书还有现实意义；尽管他老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不愿意听到这样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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