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十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也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之旅。从中国经济实践和金融改革过程来看，经济奇迹的背后，深藏着金融改革的市场化之路。从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的第二部论文集《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以下简称《思考录》）中，我们得以清晰地窥见这一金融改革路
易纲1980年留学美国，1986年获得了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在印第安那大学任副教授并获终身教职；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人一起创建了国内中国经济研究方面首屈一指的重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7年进入央行，2007年出任央行副行长，可以说参与了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大部分历程，并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历次经济波动以及紧随其后的宏观调控，对于市场经济转轨过程有深刻的感悟和体验。易纲说，他自己“笃信市场经济，坚信市场经济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第257页）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他甚至两次设问：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相信到什么程度？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同时又是金融政策决策层一员，易纲强调市场经济的信念，既来自于他的学理素养，也来自于他对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深切体认。
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学派，都是强调市场自我调节、反对政府干预的。但凯恩斯学派从价格粘性的角度找到了政府干预市场调节的理由：在短期中，价格作为市场机制的主要信号并不能自动做出调整（即价格粘性），因此市场机制无法用“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得到最优结果，这时必须用政府“看得见的手”进行干预。对于是相信市场机制，还是相信政府干预这一问题，不时被各方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提起。中国作为一个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这个问题尤显重要。从金融业来说，国内各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银行和证券是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1994年前后，国内经济过热，金融混乱，当时一种观点主张银行和证券应该分业经营，理由是借鉴美国的做法，把银行间接融资风险和证券直接融资风险进行隔离；另一种观点则主张银行和证券混业经营，理由是美国本身的分业经营已经走上末路（1999年美国结束分业经营，转而实行混业经营），借鉴欧洲混业经营的经验，加强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其时易纲从美国归国不久，接受了美国主流观点，支持混业经营。美国主流观点认为分业经营得以实行，乃是对大萧条的误读：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美联储作为中央银行没有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而不是混业经营。经济衰退之初，决策者过分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机制，没能及时提供市场需求的流动性，阻止债务―通货紧缩的自我加强过程，最终导致了大萧条。1994年争论之后，中国在次年走上了银行和证券分业经营之路。平心而论，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各有利弊。前者便于分清风险，对于政府监控市场风险较有利，但效率较低；而后者效率较高，但不利于政府监控市场风险。因此，虽然在实践上，中国选择了分业经营，但在理论讨论中，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混业经营。不过，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又一次提示了混业经营的风险。易纲因此感叹：“中国是幸运的，当我们思考重大问题时总有重大的事件发生，告诉我们风险在什么地方，帮我们标明前进的航道”。（第301页）
随着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进入一个波动期。对于经济波动，我们并不陌生。中国奇迹就是在若干次大幅经济波动中取得的。按易纲的理解，产权缺失可以逻辑一致地诠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波动。为此，他提出了一个产权缺失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通货膨胀”三期分析框架：第一期是通货膨胀。在产权界定不完全的情况下，政府干预使得许多重要的生产要素，比如货款和土地不能得到市场定价，价格杠杆因此不能在投资中发挥应有作用，政府利用行政权力无视成本地扩张投资规模，银行的产权不清晰进一步加以放大，结果经济在当期就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第二期是通货紧缩。由于投资低效，第一期的过度投资导致第二期的过度供给，但需求并没有得到同步增长，经济很快就产生了通货紧缩压力；第三期又是通货膨胀。紧缩的压力引发银行坏帐和隐性赤字，如果无节制持续，央行不得不发行货币弥补坏帐和赤字，意味着长期经济又面临通货膨胀的风险。这一假说，从金融角度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波动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转轨尚未完成。在转轨经济中，产权缺失与行政力量对经济的干预都是现实存在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逻辑，就是要通过界定和保护逐渐清晰的产权制度，使经济主体从一到多，决策由集中到分散，决策主体独立决策并对后果负责。令易纲感到欣慰的是，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市场经济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他多年在金融一线的观察证实了这一点。易纲发现，中国经济周期是随着真实利率的起伏而波动的，尤其在1993年国家确立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后，利率传导的有效性开始提高，实际利率与实际GDP增长率呈明显地反向变动关系，只要利率有所降低，GDP增长率就出现相应的上升。而这种反向关系，在1978至1993年间的相关性就要低得多。易纲还发现，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其经济波动轨迹与解释市场经济体的存货顺周期理论也有较强的吻合度。简单地说，存货顺周期理论是指，在经济上升期，厂商就增加原材料和产成品存货，而在经济下行期，厂商由于预期不好就减少存货；只要厂商、企业和居民都按市场行为来追求利润最大化去生产和交换，存货顺周期的规律就会存在。近十几年中国的经济波动，是可以用存货顺周期理论加以解释的，但在1990年，经济名义增长率是4%，经济相当低迷，但存货却大量增加。按照易纲的估计，存货增加量相当于当年GDP的5%。这明显是反存货顺周期理论的，易纲据此推断1990年还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年头。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中重要、同时也是十分微妙的一个部分。在中国，宏观调控越来越倚重于金融工具，但是宏观调控这一说法在成熟市场经济的对应物更多地称为“宏观经济政策”，这一称呼差异本身很能说明问题。多年的金融工作实践，使易纲认识到了中国经济的复杂性。虽然一般都把中国归入经济新近崛起的“金砖四国”之中而视为新兴经济体，而把采取休克疗法转向市场经济的东欧国家称为转轨经济体，但他认为，中国同时具有新兴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的特征，因此解释和应对中国问题面临更多的矛盾与悖论，很难用一种简单的工具和方法加以解决。就像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的争论一样，理论上占优的方法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向市场经济转轨之路并非一马平川的坦途。在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之后，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奇迹的进程，需要不断探索和加强金融市场化改革的维度。
《思考录》是易纲潜心之作，收集了2003至2009年易纲的主要论文，内容丰富，充满对中国经济和金融问题的洞识慧见。在书中，对于诸如物业税，房价，汇率、货币政策、农村金融等等重大的热点问题，作为一个求真的学者和勇于担当的金融决策层成员，易纲都给出了他的前沿观察和深邃思考，读来令人深受启发。相信读者只要认真去读，是能体味到作者那一份赤子之心的。就笔者的观感来说，易纲在《思考录》中虽然关注的主要是三十年来的中国金融改革历程，但在深层次上他关心的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这一点，在《思考录》自序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当他为大城市堵车、电子垃圾和办公居住用房浪费忧心忡忡之时，当他为国土荒漠化劳心伤神，表达他退休后最想做的事是设计一个激励相容的可持续的机制，配有一定的财政金融资源，专门用于治沙的愿望之时，当他为国民缺乏公共意识、做事不认真、缺乏风险意识而大声疾呼之时，我们感受到了一颗对祖国充满挚爱的深沉敏感的心灵。
《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易纲著，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第一版，50.00元
▲易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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