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句话叫“三红一创，山青保林”，指的是《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这些长篇文学作品又称为新中国“红色经典”。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并不感兴趣，完全读过的人可能并不多。但在新中国诞生后不久的五、六十年代，这些“红色经典”却是
1949至1965年的16年间，是新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系最好的阶段。印度尼西亚1950年4月13日与新中国建交，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期间正式访问印尼，印尼总统苏加诺也曾在此间三次访问中国。
当时，印度尼西亚有100多万华侨，200多万华裔，新中国的成立给这些华侨、侨眷以巨大鼓舞，他们十分关心祖国的一举一动，迫切需要通过新中国出版的书刊了解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中国华侨委员会、侨联和香港民主出版社的协助下，作为唯一对外发行传播中国书刊的专业机构――国际书店先后与印尼华人开办的欧凯、莱达两家大书店建立了贸易关系，主要以销售中文书刊为主。1954年万隆会议之后，又与印尼共产党开办的革新出版社建立了书刊贸易关系，主要销售中国出版的英文版、印尼版图书。华人开办的欧凯、莱达两家大书店与印尼共产党的革新社，由于各自都有自己的发行系统，因此这三家网络相辅相成，形成了覆盖印度尼西亚全境的中文、中国版印尼文书刊、杂志的发行网络。
其中尤以欧凯、莱达两家发行量最大。所订中文书刊定量动辄以万册计，有许多中文的中、长篇等小说、文艺作品都是与出版社商定后专版印刷供应给印尼的，可见订货量之大。比如195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铁道游击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林海雪原》、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红旗谱》等长篇小说，每次订购量都超过万册。这些小说介绍了新中国取得胜利的历程以及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的社会变迁，使许多从20世纪初期到南洋谋生的广大华侨了解到祖国发生的新变化，产生了极好的传播效果。根据上海少儿出版社编审洪祖年的回忆，1961年该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曾被印尼一次性订购2万册，由于纸张短缺必须专门加印，才能供应印尼华侨。
印尼共产党的革新社对新中国出版的印尼文版新书，长期以5000~10000册的数量订购，英文版图书以1000~3000册的数量订购。除大量购买中国出版的图书之外，革新社还大量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单篇。印尼翻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的内容十分广泛，这还仅仅是印尼自己翻译出版的，如果把中国外文局所属外文出版社翻译并在印尼发行的印尼文版毛著加在一起，数量就更大得多。当时整个印度尼西亚接受新中国红色书刊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除印尼共产党的革新出版社、泗水新世纪出版社、自由杂志社和华人的欧凯、莱达等大书店之外，还有印尼泰山书店、觉醒书刊社等几家专业书店。这些大书店以及专业书店，共同构成了一个覆盖面广的新中国红色书刊发行网络，中国书刊在50年代迅速形成高潮。1958年图书年批发量达到102万册，其中中文图书39万册，以《人民画报》为主的期刊年批发量达到77万册，期刊订户27.4万份。整个印尼的中文、外文书刊发行量在当时的国际书店全世界的总量中占到50%以上，期刊订户占全世界订户的70%。在1957―1965年期间，印度尼西亚成为当时新中国书刊在世界上销售数量最多的国家。1963年又出现第二个发行高潮，中文图书发行量达到350万册，创世界中文图书发行之最；外文书刊订户达到年24万份。
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加诺，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访问中国时曾表示自己的大量藏画希望在中国出版。1957年10月，苏加诺总统正式委托中国拍摄和印制《苏加诺藏画集》，中国国际书店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派著名摄影家邵宇赴印尼拍摄藏画，后精工编印成书，每册定价150元，3000册一次性销售给印尼民族运动纪念碑委员会，成为当时新中国出口的最大一宗书刊贸易。
但这种良好的书刊往来在1965年戛然而止。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零”政变，并制造了空前的反共排华事件，与新中国中断了外交关系，大量的中国图书被抄毁，24万期刊订户全部丧失，从此进入相互隔绝的历史时期。直到1990年7月，印尼外长阿拉塔斯访华期间，两国发表复交联合公报，决定自8月8日起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对华政策解禁，整个国家“中文热”迅速兴起，各种中文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从雅加达到泗水，从万隆到井里汶，再到棉兰，到处可以听到华人儿童背诵华文的读书声。2000年4月的20日至5月5日，国图公司派出6人参加了印度尼西亚中国书展，这是中国在60年代中断文化往来关系32年之后的第一次。首次在印尼举办中国书展，书展面积达到100平方米，展出中国出版的图书1350种，涉及中国的奖金、福利、维修、中医、武术健身、汉语教学、旅游、书画、宗教等多个领域。通过此次书展和展后调研，代表团了解到印尼经济回升、中国出版物得到解禁、华人经济实力以及对中国图书的需求潜力，了解到印尼是一个亟待开发的潜在市场。
书展期间，有过图书贸易经验的印尼老华侨杨兆骥先生应邀协助，5天销售了4000多本中文书籍。展览之后，中国代表团请他担任公司在印尼的总代理。杨兆骥先生在2000年6月19日曾来华访问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公司总经理齐平景、副总经理张泰凰、孟祥杰以及中文部、外文图书部等有关人员与杨先生就开拓中文图书在印尼的市场交换了意见。2001年2月，印尼政府禁锢华文的条例尚未解除，联通书局首家书店就在泗水开业，同年4月，第二家书店在雅加达西区开业，2002年4月在棉兰开了第三家。
但这家连锁中文书店，在不久就遇到了中文读者老化、而年轻的读者又不懂中文的经营困境。《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在2008年12月4日刊发了对经营联通书局的杨兆骥老先生的采访。文章反映了东南亚地区中文图书的普遍市场状况：
杨兆骥说：“在印尼这个中文‘文化沙漠’上开中文书店，肯定要赔钱。”由于中文教育在印尼曾中断32年，其间所有的华人都错过了中小学华文基础教育，也正是这段时间造成了印尼中文“文化沙漠”。如今印尼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华人没有阅读中文书籍的习惯，甚至根本不懂中文。而在校读书的华人子女虽已开始接受华文教育，但还不具备阅读中文书籍的能力。目前书店80%的顾客是60岁以上的华人，但这批顾客在一年年减少。这一点，从书店的营业额走势可以显示出来：2002年，平均每月营业额合七、八万元人民币，2003年下降到五、六万元，2004年再降到三、四万元，而现在只有两、三万元，时常会出现一天只卖出两三本书的情况。
他还介绍说：“平时从中国大陆进口一批图书需要四五个月时间，但是今年印尼海关对中国货物检查十分严格，加上开斋节放假，这批图书在印尼海关被耽搁了4个月左右。而且现在运费很贵，每公斤要9000印尼盾（约合5元人民币）”（详见何明星的《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1949-2009）》，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5月版）。每次新书到货，杨先生还要亲自执笔在当地华文报纸上撰写推介文章。每次进口图书种类上千种，每种只进口三四册，这使得图书价格偏高。新书一上架，有的很快销售一空，有的要三、四个月能卖完，其余的就变成慢销书了，直至成为卖不出去的积压书。
经过几年的赔本经营，联通书局在外岛的两家书店已被迫关门，仅留下雅加达一家店面。但是杨兆骥老先生还保持着激情，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坚持下去。多年来他一直通过在其他事业上赚到的钱来弥补开书店的亏损。
所幸的是，根据该篇文章透露，2005年印尼国民教育部与中国国家“汉办”合作，为印尼学生编写中文学习教材，杨兆骥老先生的联通书局有幸成为教材出版商，由书店经销者转变为出版商，同时该书店也准备销售《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和一些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的印尼语译本，这将给他带来新的契机，也给印尼中文书市场带来了希望。
从“红色经典”的畅销到汉语学习教材热在印尼兴起，体现了新中国与印度尼西亚60年从政治到文化的历史轨迹，前三十年里政治因素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后三十年经济因素的作用逐步明显。无论是前三十年里畅销印尼的红色书刊，还是改革开放后至今三十年里以文化生意为主轴，从传统的《三国演义》到汉语学习教材等无所不包的内容，印度尼西亚是21世纪中国文化从业者深入思考的极好案例：在中国与印尼之间共通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包含毛泽东著作在内的旗帜鲜明的新中国红色书刊，曾经创造了辉煌的传播业绩。而21世纪的中国要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文化大国，毫无疑问的是首先要在同一个文化圈内树立自己的文化影响力，才能逐步扩展到全世界。那么在新世纪，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核心是什么？怎样做才能重新创造前三十年的辉煌？显然，这是一个不仅需要理论上研究探讨，而且还要在对外传播实践中不断探索才能回答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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