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青：命运与画共沉浮

　　人物简介

杨永青，生于1928年，上海人。早年从师上海著名人物画家谢闲鸥先生。1952-1987年历任华东青年、中国青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美术编辑、编审。共

杨莹莹是我多年的同事加好友。她的父亲杨永青，是我国著名的画家、版画家。早有拜访老先生的愿望，近闻先生腿疾手术后，身体尚健，方便见客，便于一个春雨绵绵的下午，前往拜访。

看得出主人已在等候我的造访了。先生坐在临窗的靠椅上，让我挨近他坐，杨伯母和莹莹则体贴地送来茶水和纸笔――因先生耳聋，交谈中有时要借助纸笔。

一直钦佩和喜爱先生的儿童读物插画和连环画。我所在的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八仙的传说》、《绘图屈原离骚》、《绘图陶渊明〈桃花源记〉》等佳作，是一批堪称“镇社之宝”的精品。但我以前对先生全面的艺术成就和生活经历，了解不多。与先生的一席谈，令我发现，自己面前打开了一座宝藏。这不仅是一座艺术的宝藏，也是一位历尽坎坷毕生追求真善美的老艺术家的人生经历的宝藏！

　　从木匠学徒到美术编辑

杨永青先生1927年出生于上海浦东郊区的农家，自幼丧母，家境贫寒，父亲在上海替人做些杂工。他艰辛地读完小学，就到上海一间木匠行当学徒。他从小酷爱画画，只要摸到纸笔，就会专心致志地画起来。所幸他有一个开明的父亲。父亲省吃俭用，给儿子买来图画书，使这颗画家的种子得以发芽和成长。15岁时，他有机会成为上海著名画家谢闲鸥先生的入室弟子；17岁时，他的国画被收入《长虹画社画扇集》。因为画画得好，他当了小学教师，成为乡村知识分子。他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用画笔投入土改，配合当时的乡村运动，画了不少“革命”连环画。1949年以后，他的连环画开始在上海的报刊发表，他也被华东青年出版社调去当美术编辑。

1952年“抗美援朝”，杨永青将他画连环画《女拖拉机手》所得200元稿酬的一半献出来，支援国家购买飞机大炮。当时是供给制，每月津贴只有15元，200元可是一笔巨款。其余100元，他送给了含辛茹苦培养他的父亲，而他的父亲也用其中的大半接济了乡亲。谁知后来在“文革”中，儿子的孝心和父亲的义举倒成了挨批的罪名。杨先生对“抗美援朝”中献金一事，从不张扬，以至鲜为人知，直到最近才被前来采访的记者挖掘出来。

不久之后他调到北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美术编辑。那是革命题材连环画出版的鼎盛时期，杨永青领受任务，画了大量的小英雄――《刘文学》、《刘胡兰》、《王二小》、《高玉宝》……他说，从刘文学到赖宁，几十年中的小英雄，没有他不画的。虽然当时创作空间有限，但凭着他扎实的功底和对艺术形式的不懈探索，他的作品还是达到了那个年代较高的艺术水平，深受广大读者和少年儿童喜爱。

　　最感念的是胡耀邦

正应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句老话，绘画是他毕生事业之所寄，也是他命运的滑铁卢。上世纪50年代是个运动不断的年头，出版社编辑每天最多只有半天时间搞业务，剩下就是没完没了的学习、开会。杨永青是个放不下画笔的人，开会学习，他肚子里打草稿，在下面偷偷地画；听政治报告，他在后面画前面人的后脑勺。因此，他被认为是“重业务，轻政治”的典型，这在当时是个不轻的罪名。

1955年，杨永青画了一幅革命题材的画，有人硬说，画上一个反面人物画得像毛主席。这还了得，最终，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大帽子扣到了头上。

不幸中也有万幸。1957年“反右”，中青、中少社几位才子被打成右派，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刚从外地回来，想保也来不及了。社里把杨永青的“右派”材料报上去，胡耀邦说：“这是个错案，不要戴右派帽子了吧！”就这样，把他保了下来，从此杨永青的境遇有了些改善。岂料文革当中，“包庇反革命分子杨永青”也成了胡耀邦的一项罪名。

文革噩梦结束，杨永青重拾画笔。那时禁忌还很多，画什么呢？他找来刚刚出版的李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开始画连环画《红娘子》。杨先生说，“我画《红娘子》是为了练手，那么多年不画，手都生了。”他拿画稿找到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张平良，张先生看了，连声说好，说如果不是你亲自送来，我都不敢相信是你画的！言下之意是你搁笔多年，还能画这么好，真不简单。当即决定出这本书。杨永青说，我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呢，你不怕惹麻烦？张说：“书我们出定了！估计书出来，你的问题也能解决了。”在这位美术编辑的坚持下，《红娘子》于1979年出版。杨永青的亲友们看到这套书，纷纷来信祝贺他，觉得出书就意味着他政治上的解放。实际上这套书的出版也确实促进了他的解放。为此，杨永青非常感谢这位侠肝义胆的编辑朋友。

杨永青感谢逆境中给予他帮助的人，其中最令他感念的是胡耀邦。得知胡文革中因保护他吃“挂落（lào）”，杨永青过意不去。上世纪70年代末他的处境刚有好转，就去看望胡耀邦。当时胡耀邦任组织部长，正大力为文革及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胡耀邦劝慰杨永清说：“只要是真实的，只要是对的，就要坚持！是你的错，你就如实交代，事情总会解决的！”那时杨永青虽然恢复工作，也照常提薪调级，但所谓“政治问题”还留有“尾巴”。他的冤案彻底平反昭雪，已经是80年代的事了。

杨先生从书案上拿起新出版的《胡耀邦传》，颇带感情地对我说：“我们这些命运多舛的老人，最敬重的人就是胡耀邦。文革后平反的老干部没有不感谢他的。他正直，没有私心，是非常真实的人。他给那么多人平反，很了不起，气魄很大，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儿童画创作的艺术探索

杨永青将漫画家华君武奉为师辈，他们又是一个单位同事多年的老朋友，在艺术上互相切磋。杨永青出任第一任主任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儿童艺术委员会，就是在华君武的建议和支持下成立的。

对杨永青早年的插画、连环画怎么定位？华君武认为这些画很好，但不属于儿童画。他认为儿童画应当幽默、夸张，有孩子气，对当时儿童文学和绘画中的说教味有意见。

的确，若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杨永青早期的插画、连环画，似乎有点太“一本正经”了。它们用写实手法表现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小英雄，似乎缺少了一点儿童画艺术的夸张与灵气。但如果我们还原当时的时代氛围，就不会这样苛求画家了。杨永青说，出版社领导要求这样画，我只能听命。是啊，画家，尤其是插图画家，其风格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

然而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些“命题画”中，也体现了杨永青扎实的艺术功底和对美的不懈追求。他早年师从著名海派画家谢闲鸥，中国画技法的底子打得很厚，尤其是国画人物画的基础――白描。杨先生说，老师要求很严，在白描没有过关前，别的一律不教。后来画宣传画，画速写，接受“从生活中来”的艺术观点，成为写实一派。然而却不是当时流行的那种粗疏的写实。他的人物画，线条之细腻，工笔之考究，继承了中国传统国画技法的优点，在那个年代达到很高的水准。以至半个多世纪后，这些画非但没有因为鲜明的“时代特色”而过时，反而越来越彰显出它们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对自己早期的插画、连环画是否可以叫做儿童画，杨永青并不那么在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非常爱孩子，非常喜爱为儿童作画。除了热爱，同样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儿童画艺术规律的不断探索。杨永青曾说：“为孩子们画画光凭热爱是远远不够的。爱只是一种动力。重要的是了解他们，了解儿童的心理特点，那是一门科学。做不到这一点，很难为孩子们画好画。”“为孩子们画画既要有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又要有孩子般的天真和幽默，而两者的统一是很不容易的。”纵观杨永青的儿童画，并不能用“过于写实“来概括。其实他的画充满了童心童趣和为孩子所喜闻乐见的“稚笔”。比如有一幅名为《朋友你好》的画，画上的孩子亲昵地把小脸凑向一只小青蛙，流露出关切探问的神色，青蛙也扬着头，静静倾听。孩子和动物心心相印，恰如一对好友。他画的孙悟空，不像一般画中的顽猴，倒像是一个可爱的大孩子；他画的老渔翁，在慈祥中也表露出一种天真可爱的童稚气……由于贴近孩子的心理和趣味，他的画很受小读者欢迎。《雷锋小时候的故事》发行194万册，《神笔马良》、《长生塔》、《马兰花》、《大灰狼》、《王二小放牛郎》、《司马光》等等也因广受儿童欢迎而获奖。

　　晚年转向观音画

晚年的杨永青虽然病魔缠身，但从没放弃过对真、善、美的追求。他觉得自己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写实主义画风，已不能完全适应当代少年儿童的口味，遂开始了新的艺术尝试――退休以后，他创作了大量的观音画。

杨永青说：我是个写实派，并不相信神仙。我画观音是心有所寄，把想对人们说的话，把内心的感情，都寄托在这尊菩萨身上了。用宗教的眼光看，我的观音画可能不标准。她是中国式的“圣母”，无所不能，是我心中救苦救难的菩萨。

杨永青笔下的观音，不是庄严神威的神仙，而是仁慈柔美的女性形象，很世俗化，富于人情味。他用这样一个“东方的和平女神”、“爱神”（杨永青《白描观音画谱自序》）形象，表达对美、对和平、对爱的向往。他的观音画有反对战争的主题，有拯救矿难的主题，有救民于水火的主题，也有为民间扫除邪恶、匡扶正义的主题……每幅画寄托着他一个善良的愿望。

杨永青在他的《白描观音画谱自序》中写道：“人到晚年，尤其喜爱儿童，菩萨也就特别和娃娃们亲近，这和个人的经历和感情有关。”他画观音身边那可爱的善财童子，憨态可掬，稚气未消，或趴在她腿上读书，或躺在她身旁的荷叶上酣睡……不像是观音的侍从，倒更像是她的孩子。观音对他，不是发号施令的主人，而完全像一位慈母――表现出毕生为孩子作画的这位老画家，内心深处对儿童的那份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