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卡夫卡的遗产正在从法律上被以色列化。
1924年,肺结核不治的卡夫卡在临终前托付好友:“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请求:我身后留下的一切……日记、手稿、书信……不要看,全烧掉。”但布罗德悍然背信,不仅将其
然而布罗德当年之举,与政府今日所行,似如出一辙:写得好就是公产,既不许你烧掉,也不准你秘藏。如今霍家两代使尽浑身解数,终不敌政府、文坛、媒体与好奇的公众联合而长久的迫力。
围绕着卡夫卡遗稿,德国与以色列文化界颇有争执。德国与霍家素有交情,获允高价收购档案,但以色列政府坚决不予放行。与埃娃・霍费一样,德国媒体也宣称以色列缺乏知识基础和保护文档的资源,且不舍得为此花钱,更遑论卡夫卡和布罗德皆用德语写作。这个理由明显是不成立的,因为远为珍贵的死海古卷就好好地保存在以色列本土。该地区固然连年动荡,但珍本馆可以深挖地洞,足以抵御核弹轰袭。当然,对卡夫卡作品的整理、勘校和出版,当属德国学术界与出版界贡献最大。
今年春天,25位以色列爱国教授曾发起反击,联署请愿函,以希伯来语和德语一式两份发表,呼吁政府和法院从重从快,充公霍家档案。
“马克斯・布罗德的档案是以色列国的历史遗产,”请愿书中声称,“他是作家和思想家,发表过论及犹太复国主义的无数文章,因纳粹而逃离布拉格,人生最后30年皆在以色列居住。”
在爱国教授们的表述中,卡夫卡遗稿被巧妙地称为“布罗德档案”,因为卡夫卡固然是犹太人,但他无法被称作以色列国民。
也有学者在努力,以求在卡夫卡和现代以色列国之间找到更多联系。英国《独立报》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多夫・库尔卡教授表示:“卡夫卡是个关键人物,以色列人正在寻根,回溯自己的欧洲和中东历史。他属于以色列的知识版图。”
以国图的另一位律师梅尔・海勒宣称,卡夫卡研究过希伯来语,曾在日记中写到,打算有朝一日移民巴勒斯坦,“他有个梦想,要来特拉维夫开饭馆。他想当个跑堂的。”
这些理由看上去显得十分牵强。事实上,在短暂的一生中,卡夫卡并非活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布罗德临终前,为何不将卡夫卡遗稿全部献给国家,而将大部分珍藏传诸女秘书,想必也有难言之隐――他与埃丝特・霍费是情人关系,或许眼见霍女士从此单身,独力拉扯两女不易,遂以宝物相赠,盼她拿来卖钱养家,本也合乎常理,殊不知这宝贝太过珍贵,一旦被国家视为“历史遗产”,就再难出手变现。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霍家死捂卡夫卡遗稿近半个世纪,亦多为无奈之举。若非政府严禁,手稿可能已成功拍卖,售入本国或海外的学术、档案机构,妥受保护与研究,并获出版,而不必深锁于银行金库,或凌乱置于特拉维夫郊区野猫出没的老妇陋室几十年。
如果卡夫卡黄泉有灵,不知他是否会苦恼于当前的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