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他秉直又清高的本性，不像是能混迹官场17年的公务员；但是，以他把妙笔生花写领导发言的本事，又一定会是机关里为人倚重的笔杆子。
1999年，36岁的王跃文以《国画》一举成名，甚至有媒体把王跃文奉为
对此，王跃文认为“官场小说”这一说法很不准确，若以此归类，那么《红楼梦》就是“青春文学”？《战争与和平》成了军事题材？雨果的《九三年》就该归为历史小说了……说着说着，王跃文自己先乐了。
说起写官场的历史，他还是觉得《史记》里的“本记”“列传”是最早的“官场小说”，而他最感兴趣的官场小说，只有一部半，一部是《儒林外史》，半部是《老残游记》，其他清末民初的官场小说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但不构成经典。现当代以来，写官场小说，有的走伪现实主义的路子，粉饰太平；也有真实一些的，像《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可但凡真实,就会遭遇不好的命运。自己写官场，主要还是因为对官场的生活了解得多一些。有人说，《国画》是一部郁愤之作，王跃文很认同。多少人在官场混迹一生，多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拿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自我安慰；多少人也许心有不平，无奈身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然而对于县、市、省三级政府都待过王跃文来说，17年的从政经历，他棱角分明的性格没被同化为鹅卵石，依旧我行我素，与现实格格不入。
他只有写作。对于现实官场的观察与忧思在他的笔下幻化成众多故事，胸中的郁闷之情在键盘的敲击声中慢慢挥洒而去。像是在暗夜的隧道中行走，突然透入一线光亮，他的人生变得通透豁达。延续《国画》的风格，在《梅次故事》中，他固守批判的立场，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
当地一家有影响的报纸曾约王跃文开专栏，他以“浦人”为笔名，一次就写了十几篇。三年之后，在一次签售活动中，一位老先生拿着他细心剪贴的报纸给王跃文看，说自己存了几篇署名为“浦人”的文章，一看就是王跃文的风格。
这让王跃文深为感动。“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对知识分子来说可贵的是其批判态度。”王跃文的率性文字，不论是小说还是随笔，真正走进了读者的心里。
有评论说，官场小说盛行，是因为满足了读者的“窥私欲”。王跃文说，通过写作表达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的作品，才有生命力。读者关注此类小说，就是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幸福。这才是本质。“要求通过文学作品全面反映生活是做不到的，文学没有这样的义务，提出这样的要求也不合理。文学中的生活比现实更真实，生活比文学更有戏剧性。”王跃文说，当年有个读者看到《国画》的某个情节，觉得非常气愤，认为王跃文污蔑政府。后来当那个情节真实发生后，他专门写文章向王跃文致歉。
许是岁月的磨砺，让当年锋芒毕露的王跃文，在步入中年的过程中，逐渐成熟稳健。在《苍黄》中，他对于当下社会现状的叙述已是从容淡定，甚至有了诗情画意。但是也有评论认为，王跃文的新作，离官场远了，有些行政构架甚至显出凌乱。王跃文解释说，小说本是虚构的东西，混淆行政体制，是有意为之。“《苍黄》在基层县一级的官场看来，相当真实。”
什么样的原因造就了今天的王跃文？我暗自观察，眼前的王跃文儒雅温和，幽默真诚，在朋友眼中是个口碑不错的谦谦君子，哪里有半点嫉恶如仇的个性？其实不然。王跃文说，自己天生悲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悲观，而是深层次的对人性的悲观。考察官场，如果官场中人只把权力追逐作为人生目标，注定其人生是个悲剧。我们耳闻目睹那么多的官场人的悲剧，不管是因权力斗争而败北，还是因贪污腐败而获罪，说到底都是人性的悲剧。官员们只有真正像他们宣称的那样而奉献，才会从权力崇拜中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人性自由。但是，谈何容易”。有这样深刻的认识，王跃文本能地是非分明嫉恶如仇，更不愿屈从别人，做不喜欢做的事情。
现在的王跃文，兴趣已不在官场小说。他说，这里不存在写作资源枯竭的问题。比如爱情和死亡是写作永恒的主题，仍然可以无休止地写下去。对官场，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表现。“我最想写的是，故乡和成长有关的长篇小说。”现在，王跃文任职于湖南省作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处于放松的状态。“我有工作强迫症，不写就很焦燥，有种负罪感，哪怕小文章也要写。”
既有长篇《国画》、《亡魂鸟》、《大清相国》；又有《有人骗你》、《我不懂味》、《胡思乱想的日子》等散文随笔集，面对风格各异的作品，我以为，王跃文应该稍微地表示一下满足与喜悦。不料，他真诚地说：不满意自己的作品，或者说还没有一部让自己非常满意的小说。他甚至用“痛苦”形容看到自己文字的感受。他觉得，小说背后的东西挖掘得不够，缺乏厚重性，没有深层的哲学表达。在这几部作品中，他认为《西州月》是自己最欣赏的，写的时候是中篇，每写完一部还想继续写下去，7年之间写了相关联的6部中篇，细细打磨，融入了自己的很多想法。
“我思故我在。文学应该是人类思考生活的重要方式。”王跃文说，他希望多少年后回望时，自己的作品还能得到读者的承认。他说：“真正好的作家，小说要贴着地面写，要让读者回到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