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史》，[英]亚当・罗伯茨著，马小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45.00元
长久以来，科幻小说在欧美文学界的处境十分尴尬，在文学批评家眼里，它不
对科幻小说遭受的这种“种族隔离”，《科幻小说史》作者罗伯茨最有切肤之痛。序言中，他专门提到自己的一桩亲身体验：在撰写本书之初，罗伯茨曾向英国艺术暨人文研究委员会提出资助申请，不幸遭拒。因此，为科幻小说正名，可以说是身兼科幻小说家（曾两次入围阿瑟・C.克拉克奖的提名）和学者（伦敦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身份的亚当・罗伯茨这部《科幻小说史》中的主要抱负，或者说良苦用心。
不过，我们不能就此认为，罗伯茨在本书中为科幻小说的登堂入室所作的所有努力，只是一种情到浓时的呓语。相反，书中体现出功力深厚的理论关怀和学术视野，令人信服地梳理出了科幻小说在文学史甚至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价值，很多地方可以用令人拍案叫绝来形容。如在开宗明义的“定义”中，罗伯茨引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论述虽然晦涩难懂，但绝对不是故意掉书袋，这段文字恰恰精彩地揭示出了科幻小说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可能性。在海德格尔看来，人归根到底是一种技术化的存在。沿着这一思路看，科幻小说是和技术走得最近的文学形式，所以它的核心特征就在于将人类的技术化存在推到极致。科幻小说以其对“技术”的各种态度，或倾心拥抱，或满心憎恶，天生具有拷问技术与存在双重问题的文本优势。比如笔者就觉得，探索技术性立场正当性的赛博朋克小说，就和目前科技哲学中最先锋的现象学立场（集中讨论技术的具身化以及技术本身的本体论意义）惊人地接近。
在罗伯茨看来，只有遵循系统的学术书写方式，才有可能使科幻小说具有文学史上的合法性，在真正意义上跻身文学史研究的万神殿。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作者会不遗余力对史前科幻小说进行辛苦的钩沉工作，以及为什么他会对高雅现代主义和新浪潮科幻小说给予最高的评价和最精心的处理――这两类科幻小说流派，时代虽然有先后，但都显示了文学上的审美追求，证明了科幻小说并不只是三流贩文者谋生的雕虫小技。
对于近几十年来科幻小说发展的现状，罗伯茨感到最为遗憾的是，科幻小说目前的“种族隔离”境遇在某种程度上竟也是科幻界自身所寻求的。用作者的原话来说，“1980-2000年的科幻出版体现了一种奇怪的悖论：一面是繁荣，一面是萧条”。科幻小说的繁荣之处在于粉丝和出版物的几何数量级增长，而其萧条之处在于，科幻粉丝圈对小说采取了一种可悲的保守口味，偏好那种将时间地点人物事情交待得清清楚楚的幼齿而陈旧的小说形式，换而言之，偏好一种海因莱恩式的过时美学，对于已经物换星移几度秋的当代文学界完全不管不顾。这导致现在每年的科幻小说出版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这些出版物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低劣的蹩脚货，毫无新意。这也是为什么1980年代问世的科幻作品在今天几乎全军覆没，曾经极度流行的作品像朱利安・梅(JulianMay,1931-)的“上新世流放地的传说”系列，如今绝大部分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而反观真正的科幻经典，如托马斯・品钦(ThomasPynchon,1937)的鸿篇巨制《万有引力之虹》，在问世的1973年根本没能进入科幻界的视线，当年的两大科幻权威奖项雨果奖（由“世界科幻年会”与会者投票选出的科幻界最重要奖项）和星云奖（由美国科幻和幻想作家协会的作家投票选出）连正眼都没有瞟这本书一眼。罗伯茨一针见血地总结道：“1973年科幻奖项归属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科幻界决然向内转的一个标记，不仅避开整体的文学世界，而且拒绝来自新浪潮的实验杂交科幻作品。”
科幻文学地位的合法化需要经典作品。罗伯茨这部《科幻小说史》的目标主要在于在用本书为科幻文学在文学界挣得一亩三分的地位，而不是为科幻粉丝写一部花花绿绿的科幻小说阅读指南。在罗伯茨看来，粉丝们最为关注的1980、1990年代像一片过度繁茂的丛林，它的肥沃窒息了自身，能在科幻小说史中留下身影的不过吉恩・沃尔夫的《新日之书》(1980?1983)、拉塞尔・赫班的《步行者里德利》(1980)、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浪游者》(1984)、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1985)、奥森・斯科特・卡德的《安德的游戏》(1985)等寥寥数部。毕竟，Pulp科幻小说再吸引眼球，铺陈的名单再长，也丝毫无法为自身赢得尊敬，反倒可能加深外界对科幻文学的刻板印象。所以，罗伯茨对于最近十多年来的西方科幻文学没有给予很多笔墨，这恐怕并不是由于他肚子里的存货有限，而毋宁说这是本书的学术野心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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