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秋雨先生写作《借我一生》开始，便提出“记忆文学”这一文体概念。到近日出版新作《我等不到了》时，又再度提出“记忆文学”之说，他称该作为“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
从他提出“记忆文学”这一文体概念，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
说句实在话，吾等愚钝之辈，学疏才浅，至今还未有让我能够说服自己的答案。再说句笑话，前天下班开车回家途中，脑子里又鬼使神差地想到了这个问题。注意力一分散，居然在高架路上开错了两个道口。幸好未发生不测，当然即便有事故发生，也不能把账算到秋雨先生的头上。只能说吾辈爱钻牛角尖，过于“迂腐”罢了。
二
文学的发展当然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创新是创作的灵魂。创新，既有在一种文体范畴内的创新，也有别出心裁，另辟蹊径，索性创造出一种新的文体的创新。但纵观文学史，一种新的文体的诞生总有其内在的时代必然性，同时总有它无可取代的特性。比如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就是伴随现代意义上的报刊的诞生而催生繁荣起来的。这一新的文体的特性也很清楚，就是“三性”：新闻性、真实性、文学性。抽去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性”，都不能称之为报告文学。抽去了“新闻性”，那就是纪实文学；抽去了“真实性”，那就成了虚构类文学；抽去了“文学性”，那就是新闻调查了。但“记忆文学”的文本边界究竟在哪里？如果这是顺应时代要求而创造出来的新的文体，按理就应该不断有人跟进发展，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创作群体或风潮。遗憾的是，自从秋雨先生提出这一新的文体“概念”，至今未见有人响应，并跟他一样不断有新的“记忆文学”作品问世。这未免使得秋雨先生有几分寂寞，成了面对无人旷野放声高歌的“独唱”演员。
三
从秋雨先生的两本“记忆文学”的样本看，他是要真实地记录个人、家族的历史，如是，那就是文学家族内早已有之的史传文学，何须再玩出什么“记忆文学”的新花样。一位严肃、严谨的学人，在提出一种新的文体概念时理应有学理的支撑，有明确的文体边界，应经得起反复推敲。拿到大学讲堂上去，老师也能够做出合理准确的解读。当下文坛不断有人提出新的口号，新的概念，大多为故意“标新立异”以显示与众不同，意在哗众取宠，以便名利双收。秋雨先生名利都已够，想必无须与此种文坛末流引为同道吧？
可以说一切文学创作前提都离不开“记忆”，如果一个人“失忆”了，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了，出门连回家的路也找不到，何谈创作文学作品。既如此，“记忆文学”就不具备某种文本的独特性。显然，从书中看，秋雨先生强调“记忆”，意在彰显一种真实和可信度。如他文中所说“真实，比文学还文学”。但秋雨先生恰恰忽略了一个常识性的现象：“记忆”往往是很不可靠的。读者不会因他强调内容全部来自“记忆”，就天真地以为这是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信史”。用秋雨先生的前后两本书相互对照，就足可说明问题。他在新书前“作者说明”中称，《借我一生》出版后，长辈、亲友、同事、邻居“不断向我指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地方”。可见，他的那本《借我一生》，就有因记忆出错而导致许多需要“更正”的地方。读者有理由质疑：这新出的一本，不知又有多少需要“更正”的呢？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奉命为一位高级将领撰写回忆录，自称苦不堪言。因为传主提供的回忆资料极其有限，且有不少错讹。他必须到图书馆查阅大量资料，代其“回忆”。为完成这本回忆录“折腾”了好几年。
唐德刚先生在为胡适整理“口述实录”时发现，“一个人的记忆是很容易发生错误的，甚至……录音和缮校都会有错误。”他用一个历史掌故来说明他的观点：《礼记》的《檀弓篇》里，记录了一则孔门弟子误记“夫子之言”而引起抬杠的趣事。孔夫子说了一句话“死欲速朽”（“死后就赶快烂掉算了”），曾子听到了，把此话转述给诸弟子听，弟子们都不相信，因为孔子一贯的主张是人死后要有“三年之丧”。老师的观点怎么会自相矛盾？曾子急了，称自己亲耳听到，且有子游在现场作证。大家就去追问子游，弄清了事实真相：“孔子在宋国逃难时，听到那位想蓄意谋杀他的贪官污吏司马桓?，在订制一套预备将来‘蒙主恩召’时自用的石头棺材。这个石棺的制造工程太大了。造棺工厂凿了三年还没有凿成。孔老夫子听到这故事，气得胡子直飘，所以才说：‘死后赶快烂掉算了！’”你看同一句话，两个人听了，就有两种版本不同的记忆。（见《胡适口述自传》第7页）
在给李宗仁整理回忆录时，德刚先生再次发现李宗仁在回忆历史时，有许多与史实不符的地方，如果不加考证，就要“惹行家讪笑了”。那么，采用何种办法弥补记忆之误？那就是对传主提供的口述记忆资料，进行严格的考证校对。为此，唐德刚先生对每一段录音笔记，都要通过查阅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录进行校勘。据唐先生介绍，《胡适口述自传》只有百分之五十由胡适口述提供，其余部分都得由他通过“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而《李宗仁回忆》中，李宗仁提供的口述记忆材料，只占全书的百分之十五。（见唐德刚《史学与文学》第2~3页）由于寻找校勘史料的工程量太大，这部回忆录让他耗时22年之久。他的心血没有白费，这部书成为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著经典，是研究民国史的学人案头的必备书。
四
秋雨先生是如何写他的“记忆文学”呢？读完全书，发现该书不靠谱的地方多多。余先生似乎是在写家族小说，而不是为他的家族写一部“信史”。试举几例：
1、余先生在对历史上几位余姓名人作了追溯后，便说“凭一种难以表述的直觉，我猜我家应是余?、余渊之后……”，用“我猜”来写历史，这样的治学态度，简直太可怕了。一部历史岂不成了“猜想”史？
2、随后，秋雨先生便做出这样的判断，从余氏家谱中，看到余姓前辈在“接连不断的灾难间逃奔、挣扎、奋斗、苦熬……无法想象为什么自己的一部部家谱全都变成了灾难史”。秋雨先生写这段文字，意在为后文写自己所谓经受的“磨难”辩护埋下伏笔。但历史真相是如此吗？随便在中国百家姓中，对某个姓氏历史作一些调查考证，就会发现，命运多舛、饱受磨难者有；春风得意、名利双收者也有；有食不果腹的贫困潦倒之家；也有锦衣玉食的富豪仕宦之家……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没有理由故意跟某个姓氏家族过不去，当然没有什么理由把一部余氏家族史变成一部“灾难史”。
3、秋雨先生在写到文革经历时，大多在写别人，写他目击到的种种现象。而涉及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则语焉不详，或轻描淡写地带过。比如，他与“文革”期间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关系，不久前有当事人吴中杰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为何不趁此机会正面回应澄清一下？道出其真伪？
4、对媒体以及他人的批评，秋雨先生一概以“诽谤”二字来“回击”，却几乎不做具体的辨析，似乎别人都是错的，他是无辜的受害者，没有丝毫的自审意识和精神。别人的批评虽不能说全是对的，大概全盘用“诽谤”来否定，也欠起码的公允和客观吧？
5、文中有许多生动的场景、细节描写（尤其是写他出生前的长辈，不会出自本人的记忆），实在令人生疑，这是写小说，还是在写真实的历史啊？秋雨先生如果抑制不住要挥洒自己的想象才能，那就去写小说好了，何必还要谈“真实”二字？
五
在非虚构文学的各种文体中，要数“自传”最难写。因为是自己写自己，如何把握分寸，勇敢地面对历史真相，像司马迁那样“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其实最能考验一个人的“私德”和人格境界。自传的价值在于，让人从个人的小历史进入大历史，从而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反思。因此一般人是不敢轻易写自传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际真先生，就反对人写“自传”。他说写“自传”的人，多半是自己“卖膏药”，“胡吹一通”。（转引自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05页）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很多所谓的“自传”、“回忆录”，几乎只见传主如何“过五关，斩六将”，不见如何“走麦城”。导致这一文体充斥大量歪曲历史、误导读者的“垃圾”、“赝品”。
“我等不到了”？看完全书，笔者不理解秋雨先生为何如此心躁？从《借我一生》到《我等不到了》，论治学之严谨，说句“冒犯”的话：秋雨先生实在不及唐德刚先生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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