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世纪80年代，随着我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并开始编辑佛教文献，我知道了“鸠摩罗什”，知道了龟兹曾经出现的伟大人物和伟大场景。被《世说新语》中栩栩如生地描绘的鸠摩罗什所折服，由此也知道了罗什始于龟兹终于凉州的惊天动地的一生。但是，我还从来没有想过，此生和龟兹竟然如此有缘。
神游
事情还是从1984年开始。出版社总编辑包敬弟的夫人是上海宗教局的干部，面对解放思想的新局面，他们有感于思想界对佛教哲学的浅见和偏见，交给我一个任务，也就是一句话：“你去做一本佛经。”怎么做，做哪一本佛经，那是你自己的事。不过，社里可以帮你找到上海的任何一个佛学家。我说，如果是“一本”，那就一定是“《金刚经》”。我首先请教的是社里的老同志叶笑雪先生。我查阅了上海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的所有《金刚经》版本，最终从复旦大学找到了永乐皇帝的《金刚经集注》。即使从版本学来说，永乐内府刻本华丽精美而校勘不精，但是，作为集53家之注文，虽嫌芜杂，然毕竟汇聚众长，有利于初学者理解文义。为撰写一篇一千多字的《出版说明》，我读了不少关于佛教、关于“姚秦三藏鸠摩罗什”的书和文章。
某一天，我从《六祖坛经》慧能由《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豁然感悟也“豁然感悟”，由此理解了《金刚经》的要旨所在，而一气写成了《出版说明》。此后，登门拜访了蔡尚思、苏渊雷、严北溟、沈北宗等诸位大家，终于完成了任务。也就是在编辑影印《金刚经》的过程中，知道了后秦吕光攻打龟兹是为了抢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吃铁钉的绝活和三寸不烂之舌埋于凉州的故事。西方世界为了争夺美女海伦打了特洛伊战争，而东方也有为争夺一个天才的知识分子进行的战争，鸠摩罗什如此光华万丈实在是知识分子千古未有殊荣。那时候，我眼前想象的龟兹是一片漫无边际的沙漠，和小小溪流旁的一树胡杨，以及骑在骆驼背上的鸠摩罗什―――他的眼睛是闭着的，哲人都是这样思考问题的。
远望
那是在遥远的涅瓦河边。1989年，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和苏联商定合作编辑出版《俄藏敦煌文献》等重大项目。1990年，我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参观敦煌、新疆艺术品的时候，第一次在外国的博物馆看到了龟兹壁画。当时我并不能清晰地分辨所有壁画中哪些是来自龟兹。所有库房的所有藏品都为我们打开，精彩纷呈，目不暇接。博学的孟列夫、热情富态的鲁多娃、年轻漂亮的萨玛秀克、风流倜傥的陆柏列斯尼坚科都能用流畅的汉语向我们介绍关于敦煌和新疆的藏品。佳科诺娃老太太是东方艺术研究的泰斗级人物，总是用和善的眼神满足我们所有要求。在她座位背后，是一幅巨大的、大约出版于20世纪初的亚洲腹地地形图，上面有准确的山川、河流、沙漠和绿洲。好像并不画国界线，所以和我通常看到的只画中国部分而简化外国部分的地图不同，从而可以清楚地知道“丝绸之路”存在的理由和沿线的自然地理状况。当然，对于塔克拉玛干北缘绿洲库车－焉耆－楼兰－敦煌也就有了宏观的认识。地图上方是他们所有人的老师或老师的老师奥登堡的肖像照片；而当数年后佳科诺娃去世后，又换成了她的照片，而佳科诺娃的座位、办公桌好多年都保持着原样，好像她某一天早上还是会坐在这里上班。展厅和库房中，龟兹的藏品相对于敦煌、吐鲁番甚至于阗的都不算多，但是典型的“菱格画”以其匀称、规整的构图、晕染技法，还是给人很深的印象。这些材料是别列佐夫斯基1905－1908年从库车克孜尔石窟掠取的。
库车的展厅安排在吐鲁番－锡克沁－库车－和田连续展厅组成的长廊中。而敦煌、黑水城和中国明清艺术品则安排在另几个大厅里。每天穿梭于东方部两个办公室之间，每天穿越整个冬宫去吃饭的时候，都要走过这个长廊。新疆各部分展览的格局，一般首先是一幅当年探险队拍摄的当地的外景图，库车部分还增加了几幅配合文物出土地点的洞窟图；然后是俄文撰写的遗址概况和探险队工作情况；然后是许多玻璃厨中陈列的小型壁画、纸画、雕塑。大型壁画则悬挂在墙壁上。在壁画前面半米的地方拉着绳子，一旦碰到绳子，就会响起警铃。而像菩萨一样坐在一边守护的老太太，就会马上发出严厉的警告。即使我们每天无数次微笑着走过，即使是我们附丽于老太太们送给研究员们略微谄媚的笑意，即使我们拥有冬宫博物馆的短期工作证，甚至，在有一次老太太万分感谢我们赠送的“清凉油”治好了她的头痛以后，只要你靠近壁画涉嫌触摸，她们都会忽然站到你面前，非常严厉地、就像从来不认识一样地呵责你。我真的不生气她们的过度反应，想说，“谢谢你！”
1905－1908年拍摄的都是黑白照片，我记得关于库车的照片，一张是龟兹石窟全景，一张是库木吐拉的“五个窟”，还有一张是克孜尔尕哈的烽燧。照片陈旧、沉郁，带着一种苍凉感。整个长廊最著名的是两幅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的大型壁画《誓愿》和《文殊菩萨》、吐鲁番大幅绢画《千手观音》、锡克沁两幅描金的极为精致的壁画、和田的陶罐饰件和印度式的爱神以及长廊尽头的标注为魏晋时期的《灵芝云气织锦》，还有战国时期的一个铜鼎。
库车艺术品中，最让我震撼的是好几付雕塑用的石膏模具。我曾经写过一本关于中国古代雕塑的“烂尾书”，当时苦苦寻求泥塑作品是否遗存有模具，环视中原大地，大约仅有在山西墓葬出土中发现一件；后来在看到《西域美术》之后，总怀疑斯坦因的一些收集品是模制的；以后又找到在新疆皮山、和田等地模制佛像部件的资料，再后来知道影塑“千佛”都是用模具挤压泥料成型于墙上，但是模具却很少见，就像可以看到无数的古钱却很少看到钱范一样。新疆馆的石膏模具，不仅有手部、脚部、面部的局部模型，还有全身的武士模型。每个阴模旁边都同时陈列着翻模制作的塑像。这真是让我激动不已。在1992年乌鲁木齐召开的纪念斯文赫定探险的学术会议上，我就介绍了艾尔米塔什的这些收藏。
1991年，当我在旅顺博物馆调查大谷探险队所获新疆文物的时候，非常关注国内仅存的一批犍陀罗石刻。为此拜识了北京大学考古系的晁华山教授。又得知晁教授正带领学生在克孜尔进行考古实习，并且正在撰写考古报告。直觉告诉我，对于中国佛教美术考古来说，对于诠释敦煌、云冈、龙门和麦积山等石窟来说，这是一个出发点，是佛教首先进入的西大门。我恳求晁教授考虑将这个考古报告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过了不久，晁教授告诉我，此事他已和宿白先生商议，宿先生同意了，但是费用只有两万元。我认为没有问题，当编辑可以做很多既挣钱又有意义的书，但都比不上这部不挣钱但最有意义的书。谁知接下来我社经济状况困难，此事就被否决了。我后来还遇到过很多类似打击，但这次是最早的、最遭重创的一次，以致二十年后还念念不忘。这份考古报告的第一卷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报告中证明，克孜尔石窟始建于公元三世纪，这是早于中国所有石窟的实证资料。文物出版社做得很好，也许就我当时的专业水平无法和他们相比，但是，所谓“功德”不是由我亲手来实现，实在是“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亲历
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当时的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从2009年更名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开始合作编纂出版《苏藏敦煌文献》―――到1992年正式出版时随着苏联解体，就变成《俄藏敦煌文献》了。由我起草的《编例》的第一句话，就是“本书收录的包括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献，以及收录于敦煌编号系列的其他文献。”这是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和出版流失于俄罗斯的中国古代文献留下的一个伏笔。其中最重要的是俄国探险队、官员、商人从新疆获取的文献资料。其中是否有库车出土的汉文文献，尚未可知，但是一定有库车地区出土的民族文献资料。（这些已经得到证实。2008年Hermitage出版的TheCovesofonethousandBuddhas,RussianExpedtionsontheSilkroute.书中有库车出土的梵文贝叶经、B种吐火罗语等写本十多件。）
第一次到库车，还是敦煌吐鲁番学会在1994年召开的出版会议，协调敦煌文献的出版和研究之间的关系。会议在准格尔宾馆召开。我作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代表出席。其实我并不清楚，我将在会上遇到什么、说些什么。大宗的海外敦煌文献的出版，其实《英藏》和《俄藏》是同时起步的。由于我们1990年试验性工作的失误，使得正式的工作在1991年才正式开始。由于俄藏的神秘性，敦煌学界了解、研究的愿望更为迫切。但是，我们的出版工作确实是和学术界分离甚至有某种程度的屏蔽。我没有想到，会议对我社“闭门造车”的抨击是如此强烈。特别是邓文宽先生的发言，几乎是义愤填膺。我表示：作为出版社来说，全部工作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将俄藏敦煌资料公之于世，不存在垄断、封锁资料的问题；我们和学术界联络不够，是有历史和地域的原因，事实上我们一开始就和季羡林、饶宗颐、潘重规等前辈专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荣新江、方广?等青年学者则是我们的主要的咨询专家；编辑过程中的一些难点和民族古文字，我们都分别请教了相关的专家，没有更加广泛地依靠和联络敦煌学家，主要是减少枝节尽快发布的考虑以及技术问题。我们欢迎全国敦煌专家来我社查阅底片和帮助编辑；我代表古籍出版社参加这次会议，就是来寻求敦煌学家和敦煌学会的支持帮助。这次会上，除了自1983年就认识的柴剑虹、1989年首次叩门拜谒的荣新江以外，最好的新朋友就是邓文宽、赵和平、郝春文等对我问诘“发难”的，我折服于他们的真诚。
会议开得很成功，我也第一次融入了敦煌吐鲁番学界。会议组织了到龟兹石窟的参观。记得是凌晨发车，穿越天山到达库尔勒；然后一早发车，到半夜里经过几个小时激烈的颠簸，到达了克孜尔石窟。
我的朦胧的印象，佛教东传中国其实不是直接从印度传入，而是经过中亚，翻越帕米尔高原而来。最西面的佛教遗迹，传说是喀什的“三仙洞”，但劫余仅存，只落得空荡荡的洞窟。然后，毗邻西陲的最主要的遗迹就是龟兹石窟了。毫无疑问，佛教初传中国的最主要的遗迹就在这里。
2004年8月，敦煌研究院召开国际学术大会。已经是我们十多年合作的老朋友、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研究员萨玛秀克女士，决定从乌鲁木齐开始，由我陪同考察新疆遗址。我们从乌鲁木齐乘坐班车到达库车，又租车到了克孜尔石窟。
萨玛秀克在博物馆中负责黑水城和龟兹艺术品的管理和研究。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有1909－1910年奥登堡第一次考察队从龟兹掠取的许多壁画和彩塑。显然，她是带着许多求解的问题来克孜尔的。
每天由彭杰带领我们参观洞窟，她都仔细观看。对于大多数洞窟她都了如指掌、甚至轻易带过，而可以和俄国馆藏相互印证的洞窟则看的特别仔细，经常做一些记录，和我交谈、解说她从奥登堡考察队拍摄的照片中了解的历史原貌。而每天大汗淋漓地从洞窟下来，她一面抱怨蚊子又多又大又喜欢叮咬她，即使点上了蚊香也不管用，一面回忆着刚才看见的新鲜的印象，尽快地记录在他们从奥登堡到现在俄罗斯历次探险队都喜欢用的几何小方格本上。
她特别向赵莉副所长提出，要考察后山的一号窟。赵莉告诉她，该窟仅有石窟建筑，壁画已经不存在了，最好不要去了。赵莉走后，萨玛秀克表现得十分气愤，她说：“为什么不让我看？中国人来艾尔米塔什，要看什么就给看什么，为什么到中国看东西那么难？”我能够理解，俄罗斯的专家不了解中国人对于德国和俄国探险队劫掠中国文物的切肤之痛，不了解我们对真正科学考察合作的宽容，也不了解赵莉为免费考察并无所保留作出的巨大努力；同时我也知道，历史的宿债不需要俄罗斯现代的科学家来偿还，而萨玛秀克对于考古的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几乎是“非古勿视、非古勿言”的地步。曾经在西安考察时，她主动地要求六个人挤在一个房间、自己睡在地毯上等候天明，而一旦没有安排她参观博物馆就大发脾气。我转告给赵莉，赵莉说：“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去后山的路很滑，很危险，又很远。而且那里确实没有什么遗存了。”然后说，“好吧，她坚持要看，就给她看。”于是，第二天早上，我们跟着彭杰走向后山。
后山没有像前山那样修筑过供游客参观的道路，全是放羊走的土路，泥泞湿滑；而日头高照，天气炎热，还没上山就已经大汗淋漓。上山后的路越来越难走，沿着绝壁的羊肠小道，不时被雨水冲断，而沟谷里留下了巨大的裂缝，我们只能搀扶着从更高的坡上绕过。萨玛秀克每年夏季都到原苏联的中亚五国参加考古发掘，在体力和意志上都充满着自信。但明显已经难以支持，休息的间隔越来越短，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但是，俄罗斯人的倔强性格，和自己坚持要来、也不能出尔反尔地退回去，使她坚持走到了后山。当参观完后山的石窟以后，无论如何丢盔卸甲，她是满足的。
从后山回来，萨玛秀克已经全无精力。辗转回到乌鲁木齐，她病倒了。但是千万别以为她后悔为后山付出了过多的体力，当参加完敦煌的会议，我有急事赶往北京，萨玛秀克在新疆继续考察和登机回国。吐鲁番文物局李肖局长妥善地安排了接机和接待工作，但是李肖很快打来电话，说没有在机场接到她。我赶紧打了萨玛秀克的手机，她打了个出租车，已经从乌鲁木齐向吐鲁番开进了200公里！
回向
为了敦煌、西域文献、文物的出版，我去过了俄国、法国、英国、德国等地，但是，在中国的辽阔疆域中，我至今走得最远的就是克孜尔。也许这将是我毕生的终极之旅。在我的收藏中，就有一段从渭干河漂来的胡杨树干。每每看到这段虬曲龙蟠的胡杨树干，就总是会想到自己的责任。
经过从1989年开始的合作，我们和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专家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20年来，我们共同度过了生命的最好时光。我无数次伫立在艾尔米塔什展厅和库车的新疆壁画包括龟兹壁画前，计划着什么时候可以将其以出版形式回归。从1995年开始，出版了《俄藏敦煌艺术品》，2009年开始出版《俄藏黑水城艺术品》，同时开始编辑《俄藏焉耆（锡克沁）艺术品》。而《俄藏克孜尔艺术品》，萨玛秀克的工作已经完成，2010年就有可能开始。
在我当编辑的时候，深信“出版机会只有一次”、“出版是遗憾的事业”的格言。就是说，出版一本书，就应当尽可能完美，不能等到书出版了再发现有许多不足。尤其是从事《俄藏敦煌文献》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我需要尽量宽容地搜集所有国内罕见和现存稀缺的材料，尽量严密地考虑出版方案，尽量达到国际学术规范和科研前沿水平。
我和秋天有个约，到时萨玛秀克将把《俄藏龟兹艺术品》的材料交给我们。流失俄国整整100年的龟兹壁画资料。即使原物暂时不能回归，首先能实现化身千百，以出版形式回归，终究也是历史酝酿至今的合乎实际的机缘。我并无野心，然而此亦不啻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了。赵莉已经考证了流失海外的龟兹壁画的原始位置，在枯黄的壁上等待着100年前被挖走的画面；我的责任，是搜寻天下，让这些画面回到中国，回到龟兹，像女娲一样，采石炼石，填满龟兹的满目疮痍的穹顶。而散佚海外的残片，也将在石窟的襁褓中再获新生，重新获得生命和灵气。这就是我的“回向”。
俄藏吐鲁番壁画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回归的俄藏敦煌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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