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出版，意义不限于书本身，还在于其暗隐的问题所带来的思考空间的无限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读解“民国学术丛刊（第一辑）”，就会发掘它两重极为不同却又相互关联的意义面向。
学术范式的转换往往倚重于具体研究范例。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必须落实到具体学人的具体著述中去，否则势必陷于空论。因此回到
从具体的学科史研究层面进入学术史研究，是主编叶隽先生的“别出新意”。因为“只有在立定自身专业背景的情况下，才可能略涉‘打通’与‘融会’”，其意义在于“提供‘考镜源流’的‘另一只眼’”。学科史与学术史研究的互渗不仅仅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思路，它更是一个严谨谦逊的学术姿态。就学科而言，丛刊第一辑包含了文学（金东雷的《英国文学史纲》、朱维之的《基督教与文学》）、历史（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黄现?的《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政治（顾维钧的《外国侨民在中国的地位》、威廉・邓宁的《政治学说史》）、法学（克拉勃的《近代国家观念》）和艺术（青主的《乐话・音乐通论》、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唐宋绘画史》、萧友梅、王光祈的《中国古代乐器考・论中国古典歌剧》）等，每本书的前面都附有专家导读。有着不同的学科、专业背景且有心于学术史梳理的读者，都将在该丛刊中找到适切的知识门径。
“本土”即“全球”，在全球化进程开启的那一刻，对于任何问题的思考都无法在本质化的本土框架中进行。学术史研究同样需要一个跨文化视角和全球视野。该丛刊非常清晰地凸显了这一思维面向。除了“译著编”，其他各编中的著述，或者是中国学者对国外文学的研究，或者是留学东西洋，采用新的眼光重新打量中国的传统社会、艺术，或者是身处海外、思接故国之作，还有的研究选题本身就是跨文化的。这些自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术的“现代性”线索也正是在这种跨语际、跨文化的中西对话中得以呈现。学术作为时代的隐喻，其基本路径在于从专业（知识）进入公共（空间）。学术史研究作为一个领域，有其独特的问题与观念，但同样要以专业的方式参与时代的命题。诚如主编叶隽先生所言：“民国一代学术，开启中国现代学术的纯正源头。……通过民国学术的重要成就的梳理和重版，我们希望能再现那代学人的‘岁月峥嵘’。”所以，再现“原典”的目的并非要将其“经典化”，而是“指向‘重温历史’”、“确立‘坐标’”、“走向‘明天’”。丛刊的出版将会爆破“原典”的意义框架，编者的当下关怀也在传统中得以抒发。丛刊“跨文化”的特质不仅为当下的学术研究贡献了丰厚的理智资源，更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启示――中国现代学术的生态巨变何以发生。
学术“原典”的意义应体现在学人的代际之间。丛刊把时间限定于狭义的“民国”，即1912年到1949年间。在这个孕育了无数可能，令人心驰神往的学术空间中，经由“两代学人”的“精彩共舞”，不仅为后世确立了一种典范，一个尺度，更传下了可资借鉴的学统。后辈学人既无法拒绝这一学统，也不能轻易将其据为己有，而是需要去悉心感知。中国学术又到了一个新世纪的转捩点上，它将在世界学术场域中争得何种位置，这是困扰着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学人的问题。丛刊把时间回溯至现代中国学术发生的“原点”，再现那些求新求变的“原典”，其背后的关注则在于重整20世纪上叶的学术谱系，追踪中国现代性的生成理路。重读前辈学人的“原典”，探寻其中隐而不彰的思想脉络，“共舞”于当下的几代学人责无旁贷。
“原点”处往往具有诸多可能，孕育着无限潜力，但为历史情势所限，有的被区隔至边缘，有的被尊奉为圭臬，众声喧哗渐变为一家独白。回到多彩纷呈的“原点”，重新解放那些被压抑的声音，藉此，“原典”将成为开放的文本，激发出后辈学人的对话欲望，继续进行思想的接力，以扩展新的思考空间。这无疑是打破既有的学术范式和生态，获得前瞻的“原”动力的有效路径。这一编选策略本身就是从学术史研究介入体察中国现代性的专业方式，因此，“民国学术丛刊”已经超出了学术史研究的领域，使“原典”和“原点”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民国学术丛刊（第一辑）”，叶隽主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2010年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