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高建平（社科院文学理论研究室主任；国际美学协会秘书长）
■采访人：本报特约记者 杨玉娟
高建平（中）在“第十八届
世界美学大会”新闻发布会现场 摄影/实习记者 郭梦如
读书报：8月9日“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将在北京召开。请您首先谈谈这个会议在美学界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高：世界美学大会每三年举办一届。全世界的美学家们，都对这个会议很重视。年轻的研究者，能申请到旅费就会来；年长者，只要身体情况允许，也都会来。每次大会的主题常常会对国际美学界的一些思想、潮流、主要学术方向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产生很大的影响。大会可以将世界各国的美学家汇聚在一起，讨论美学问题，推动美学发展。
读书报：您能否就您过去参加世界美学大会的一些经历，简单谈谈世界美学大会的发展历程？
高：我参加了过去五次的世界美学大会。
1995年，我去芬兰的拉赫底（Lahti）参加第十三届世界美学大会，这次会议开始设立一个“非西方美学专题”。这次大会引进一些新的话题，如“走出分析美学”、“走出康德美学”、“关注后现代”、关注“环境”等等。会议的主办者是索妮娅・塞尔沃玛，她特别关心自然美，当时，她在拉赫底领导一个艺术学校，将会议办得很有艺术性。我在那次会议，见到美国美学家阿瑟・丹托，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此后，他们就由于年事已高，没有再参加世界美学大会。
1998年，我到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参加第十四届世界美学大会。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作为哲学的美学”。但会议上所强调的哲学，并不是曾经在西方占据主流地位的分析哲学，而是号召走出分析哲学和分析美学。在这个会上，我首次感到“后现代”作为一个口号从文化研究界进入到美学界。这次会议有两场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德国耶拿大学的沃尔夫冈・韦尔施关于“作为一门艺术的体育”的挑战性演讲，另一个是意大利女学者格拉琪奥・玛其亚努主持的关于比较美学的圆桌。
2001年的东京会议，是第一次在亚洲举行的世界美学大会，以前的大会都是在欧洲举办，只有一次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东京会议的主题是“21世纪的美学”，这次会议也是上一次会议的继续，让非西方国家将自己的话语加入到世界美学的大平台上，这也反映了国际美学协会在世纪之交的深刻变化。
2004年，我参加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变革中的美学”。将世纪之交所出现的美学上的一系列变革，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这次会议，沃尔夫冈・韦尔施所提出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话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拉丁美洲的独特风情，给这次会议涂上了独特的色彩。
2007年，我参加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的会议。土耳其位于亚洲和欧洲的交界处，是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非常独特，堪称东西方的走廊。这个走廊过去是东西方战争的通道。现在，战争已经成为过去。安卡拉大会的主题是“美学为文化间架起桥梁”，致力于文化间的对话。
新世纪以来的会议，基本上都是在欧洲以外的国家举办的。一次是在日本，一次在土耳其，一次在南美。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的美学家们对这个学科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他们的加入，也使这个学科发生巨大的转变。
读书报：这次在北京大学举办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会突出哪些特色？
高：根据本次会议的主题――“美学的多样性”，我们更愿意推动美学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美学不是按照某个定义来发展，而是在传统美学知识的基础之上，构建一个平台，从而对探索更多的领域进行探讨，寻找更多的学科发展的可能性。美学要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促进对美好的城市和乡村的建设，促进美好生活的建设。
这种多样性，当然还包括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美学间的相互对话。你提到在北京大学举办这次大会的独特意义，我想强调，现代中国美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北京大学的几位老一辈学者，包括蔡元培、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欧洲的“美学”是从18世纪开始的，在此之前只有“美学思想”。这种美学传到中国，已经是20世纪初年了。现在有些西方人说起中国美学，印象中还只是中国古典美学。我说，那是中国美学的史前史，是美学前的美学。这种美学很重要，我们要大讲特讲，但是，我们也不能给人以这种印象，即现代中国没有美学。我们在会上，要讲现代中国美学，20世纪中国美学家曾做出了很大的成就，对此，过去西方人了解很少，这次会议，就是要让他们改变这个印象，告诉他们20世纪中国美学的成就。
我们还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中国人对美学的理解。在中国，美学不仅与哲学，而且与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理解，对于美学这个学科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健康的力量，它会纠正美学过于书院化的弊端，为美学这个学科带来新的知识生长点，也带来新的学科意义。
读书报：当前中国美学的发展与80年代“大讨论”时期相比，有了什么新的变化？是有了深入的发展，还是停滞不前了？
高：这涉及到一个复杂的问题即“理论如何才能有作为”。美学家不是社会活动家，美学家主要还是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美学当然也不是平面的，今天的美学与80年代的作用同也不同。
当年，朱光潜先生提出无功利的静观，与当时的“后文革时代”的要求相契合，目的是要探寻艺术的去政治化和人性化。这是“美学热”能在80年代发生的重要原因。
在此我很想重复这样的观点：不要将美学局限在纯粹学科的发展中，而是将其看成是社会中的美学。美学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找自己的角色，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语境中起到不同的作用。
美学不是要探究美的本质，而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探究艺术是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的话，会发现当代美学有很多积极的发展。后人怎么评价今天的美学，那是后人的事。
当前中国美学讨论的气氛逐渐开始浓厚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好事，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关于美学的学术争论，会对中国美学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近年来，有些美学话题引起很多争论，例如“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超越美学”的对立，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与80年的美学热时相比，今天的视野更开阔，与国际美学的发展也有着更多的联系。然而，当代的一些讨论也有理论的系统性不强的特点。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时期，像李泽厚、蔡仪等人，都发展出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今天的美学，理论上的论争不足，理论体系的建构思路也不明晰。希望未来会出现更多的美学派别，进行学术上的探讨和争论，从而推动中国美学的发展和深化。
读书报：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美学热”，那时美学在知识界和大众中都有很广泛的影响，目前美学似乎被边缘化了，成为书斋中的学问了。请问事实是否如此？如果是的话，我们想知道您的理解。
高：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是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的特定结果。美学当时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美学热是一种政治的需要，因此，那一代的美学家是对思想解放有很大功绩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到了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美学这种角色慢慢消失了，这时的美学不再扮演意识形态转型的角色。美学也被边缘化，变成了书斋中的学问。美学家开始整理中国古典美学，翻译外国美学。当然，学科化、专业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专业化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视野的狭窄。因此，怎样走出去，经过文化研究又超越文化研究，从而回归美学，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这也是我所讲的“美学的复兴”的主要内容。关于“美学的复兴”，我写过文章，在别的地方也多次讲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读书报：您觉得美学在当今的社会中应该扮演一种怎样的角色？当今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如高校学生自杀、富士通员工自杀，以及被人们经常提及的各种精神、心理疾患。您认为这些现象与美学研究、教育有关吗？美学能否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启示？
高：美学家不是心理医生，美学工作者不会到公司和校园里去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搞美学的，不可以去挂牌开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美学与这些现象没有任何关系。高校的问题与校园文化建设有关，企业的问题和企业文化的建设有关，而不管是校园文化还是企业文化的建设，都应该是人文学者，包括美学研究者应该关注的问题。美学家不应只是生活在书斋中的学者，他们的学问必须要与社会联系起来。当然，作为一门专业，首先是一种基本的学术修养与专门训练。在此基础上，美学家可以关注更为具体的问题，如环境问题、城市问题、企业和高校文化问题。这些问题也应该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
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礼别异、乐同和”。这个观点放在今天来理解，也许可以这样看：社会不可避免地会有等级区分关系，形成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审美与艺术构成人的另一种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得到沟通，相互和谐的关系被重新建构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就认为，“乐”能达到“治”。
一个企业，一所学校是如此，整个社会也是如此。美学本身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弊端之时，才在18世纪作为一个学科被建构起来的。在人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之时，倡导审美无功利，艺术自律，就是要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弊端进行反制。今天，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中国，进行文化建设，培育一个健康的社会，从而使国家和民族得到全面而协调的发展，美学可以而且应该起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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