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名为《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的文章发表于1940年代，作者是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与罗伯特・默顿，文章对大众媒介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媒介是使大众审美鉴赏力退化和文化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这一重要观点。文章甫一发表便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因为在此之前，大众媒介因其传播信息、普及知识、传承文化、启发民智的社会功能而普遍被视为一种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显然，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两位教授的观点有悖于当时的传统认知。
理解拉扎斯菲尔德观点，就需要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事实上，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两位教授的结论是建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上：即媒介的商业化所造成的人类精神产品低俗化的倾向。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结束了知识作为上流阶层特权而被少数人垄断的历史，并使享有知识成为普罗大众的一项基本权利，虽然人类精神产品的普及对提高社会整体文明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可随之同时，媒介的商业化（包括工业化生产、商业化运作和快餐式消费）所引发的信息低俗化，使得文化知识在得以普及的同时亦面临整体水平下降的倾向。商业与媒介的合流，大众媒介传播信息、普及知识和社会教育的天赋职责逐步被商业利益所超越甚至取代。基于商业化的逐利行为、对社会价值关照的缺失，在1940年代的美国，媒介及其传播行为所引发的，不是社会审美鉴赏力的退化便是社会文化水准的下降。
反观中国出版业，张悟本等事件的发生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主客观原因，但某些出版机构对商业利益的考量和追逐，或许才是出版业卷入漩涡、遭受诚信质疑的根本所在。商业与媒介的合流，引发了1940年代及之后很长时间美国传媒面临的巨大社会危机，对于同属大众媒介序列的出版业，商业对出版文化责任的侵蚀，同样会引发质疑出版诚信的危机。
事实上，这里恐怕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误读。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业经历了一场旨在市场化的伟大变革，可出版业市场化的初衷是希冀以市场机制来实现产业资源的合理配置，而绝不是将市场（商业）利益转变为产业的第一要务。正如刘杲先生所说，对出版而言，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两者不是第一、第二的关系，更不是并列的关系；在出版业中，经济为文化服务，搞好出版经济是为了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出版商业化及对短期利益的追求显然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误，危害的将是出版业的持续发展。
从另一个视角看，尽管追逐利润是一种公认的天赋企业的基本权利，可是西方经济界也同时承认，那些“高瞻远瞩”并能持续发展的企业，往往并不以逐利为最重要的企业目的，正如乔治・默克二世（美国著名制药企业默克公司创始人之一）所描述的那样：“我们要始终牢记药品旨在治病救人，不在求利，但利润会随之而来。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就绝对不会没有利润，我们记得越清楚，利润就越大。”一意追逐利润的最终，将失去它的利润，而以承担社会责任为第一要务的企业，将因消费者的认同而最终获得利润，这种看似矛盾的存在，或许正是市场经济自身的辩证法吧！
治病救人与追逐利润，制药企业不可本末倒置，商业与文化，出版业同样不可本末倒置。
与拉扎斯菲尔德教授所面对的西方传媒不同，中国出版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强烈的社会文化责任。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先生就是怀着“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的伟大理想而投身出版事业的；中国出版另一先驱陆费逵先生则在《中华书局宣言》中提出，“立国根本，在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正是禀赋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才能开创彪炳史册的出版功绩。毫无疑问，这种文化责任感是中国出版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代出版人需要继承之并发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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