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长大的小孩”
“这附近我非常熟悉，从小就在这儿玩”。在万圣二楼的“醒客咖啡”刚一坐定，叶凯蒂就开始描述小时候在北大周边玩耍的情景。一米七几的个头，人高，说话的音量也高。与音量相对应的，是其中充溢的热情和开朗。
1950年，叶凯蒂出生在北京，
与绝大多数中国小孩不同的是，叶凯蒂从小生活在一个外国来华专家的圈子里。一起玩的小朋友，父母或者双方都是外国人，或是一方中国，一方外国。叶凯蒂笑称自己是“共产国际‘杀’回来的北京小孩”，并且，特别强调是“在中国长大的小孩”。
早在1933年，父亲谢绝了国外优越的工作环境和机会，回到祖国。至1944年间，一直任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化学专门委员、重庆炼铜厂厂长、电化冶炼厂总经理等职。专业工作之外，父亲还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曾为3S（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协会捐款，并通过斯诺把捐款送到延安；单独资助过一些青年奔赴延安；还常常利用自己的住宅和所管辖的工厂掩护地下党工作人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为周恩来与英国使馆代办安排了一次秘密会晤，得以通过外交途径向西方国家说明了这一事变的真相。
父亲的行动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在处境危险的情况下，1944年到欧美各国进行工业考察，尔后，受聘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科学组副组长，组长是英国的李约瑟博士。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辞掉联合国的工作，带上母亲和哥哥于1950年再次归国。1955年，受命筹备建立中科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出任第一任所长。
文革中，父亲遭受迫害，住牛棚，有病也不让看，终于直肠癌扩散，于1971年离世。那一年，叶凯蒂正在河南农村插队，而此前，她和哥哥曾去吉林插队一年。
1973年，叶凯蒂全家获准去美国探亲一年。当时，叶凯蒂对未来的人生有很多的计划，回来后读北大新闻系，写作很好的她，理想是当一名记者。“可是我和哥哥（妈妈已提前回来）经香港回来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四人帮掀起批林批孔的大潮，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因为是他放我们走的，这些人很生气，不让我们这些孩子回国。”叶凯蒂只好又转头去美国，找学校念书。“当时特别难过，眼泪哗哗的就流下来了。中国才是我的家，从没想过要留在美国。”
进哈佛研究院：一个“稀里糊涂”的选择
探亲的那一年里，为了“多了解一些美国社会”，叶凯蒂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大学里帮人家做中文课本；去一家生产汽车零部件的工厂当了半年工人；到旧金山唐人街上一家诊所里工作了几个月。后来，她将当工人的那段经历写成中篇小说，发表在香港《七十年代》杂志上。
出国之前，叶凯蒂只是小学六年级毕业，虽然在北大附中读了一年，可什么也没学到，一天到晚不是唱歌就是跳忠字舞。家，已然是不能回了，充满理想的她不甘心老是过这种打工的生活。可是，按照美国的规定，没有高中文凭没法进大学。无奈之下，她想到先去成人补习学校学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入学门槛低的学校很少，叶凯蒂后来就读的那所communitycollege（社区学院）由一群有理想的青年人主办，目的是为黑人小孩和穷人家的孩子提供教育，两年学制里，可以学木匠一类的手艺活，也可以学语言、文学一类的课程。
叶凯蒂至今仍然记得非常清楚，她骑着自行车飞快地赶到了那所社区学院。“不需要高中文凭，什么也不需要，只要交2块钱的注册费就可以了”，她几乎不敢相信，赶紧交了钱，回家告诉姐姐。
因为成绩优秀，一年后，叶凯蒂转到了加州大学桑塔库兹分校。那一年她24岁，比一般的同学大了5岁左右。桑塔库兹分校非常漂亮，成片的红木森林，校舍就在大海边上。但叶凯蒂几乎没出去玩过，一直将精力放在学习上。
“学完之后，我还是想回中国”。在美国，每天的生活挺有意思，也有很多机会，可是叶凯蒂说她不清楚活着是为了什么。在中国时，会生很多气，有那么多的烦心事，“可是加在一块，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人生是什么样的”。
“我喜欢读书，但对学术没有兴趣。”在亲友的劝说下，她选择了继续读博士。同时申请了伯克莱和哈佛，结果两所大学都录取了。叶凯蒂把进哈佛研究院看成一个“稀里糊涂”的选择，“做学术对我而言，并不是一条必然的道路。作为移民者，你觉得很贫乏，不知道该做什么”。
“看上去是一个很成功的人生，实际上走的路是很窄的。”1990年，叶凯蒂博士毕业，留校教书。而早在读书期间，她与来哈佛做访问学者的德国著名汉学家鲁道夫・瓦格纳相爱并结婚。1992年前往德国，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做研究员。的确，在叶凯蒂的人生履历中，我们看到的是平顺和荣光，看不到的，则是这些背后一个在异国飘零的游子幽微的心曲和情感。
研究领域：从《孽海花》到四大名旦
最近，叶凯蒂回国在社科院近代史所查阅民国时期旧报上的戏评文章。因为在研究民国初年四大京剧名旦如何崛起的课题，这两年，叶凯蒂频频回国，走访这些京剧名旦的后人，多方搜集有关材料。
实际上，叶凯蒂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晚清小说，博士论文写的是《孽海花与晚清中国政治小说》。根据论文扩充的学术著作《一个国际化的文学时尚：政治小说在中国》也随后出版。叶凯蒂对政治小说的关注，始自博士论文。当时为了写好论文，叶凯蒂不远万里去上海搜集资料。文章中，她以《孽海花》为个案，分析了晚清政治小说的形成和特点。因为要深入了解主人公赛金花，连带着，她又搜集了很多关于妓女的材料。这样，妓女、娱乐文化开始进入她的研究视野。研究娱乐文化在整个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叶凯蒂将一向受到忽视的娱乐文化提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娱乐文化对于整个社会接受一种新的思想，并且反映它，是非常有力的”。在叶凯蒂看来，所谓的边缘文化对于社会现代化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研究心得和成果，集中体现在《上海之爱：妓女，文人与娱乐文化（1850-1910）》一书中。
但叶凯蒂最得意的，是现在手头正在做的四大名旦的研究。民国初年，当时文人、政客和整个社会在寻求如何对付外来侵略，如何自强的时候，两百年创立起来的以老生为主的京剧却在艺术上发生转向，老生没落，代之以旦角的崛起。也就是男人扮女人。这些问题涉及到整个民国文化与近代政治社会的发展变迁，“非常有意思”。叶凯蒂想还原历史的语境，晚清民国时期，文人涉足京剧的创作，悲剧人物的塑造也是他们对自我的一种描写，其中折射出他们因政局变化所生出的荒凉、悲哀之感，这种文人心态是她非常感兴趣的。
但无论在哪个国家，学生们都很喜欢叶凯蒂的中国文学课。每学期开始时，她对学生们说，希望到学期结束时，你们能够爱上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她感到欣慰的是，那些学生，无论是德国的，还是美国的，都喜欢上了中国文学，以及教授这门课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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