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联大八年》成书于“一二・一运动”结束后不久，联大复原前夕出版，提及不少教授对待“一二・一运动”的态度和观点。写唐兰：“在‘一二・一’罢课中他力劝同学复课，曾有一句‘名言’：‘不忍不教而诛之。’大家才知道他是很顽强地为统治者说话的，并不如他平时表现得那样‘潇洒’。”写清华化学系教授张青莲：“‘一二・一’罢课时他曾劝同学复课说：‘我们的工作是保存文化，不管什么朝代都得有文化呀！’”还有，“金岳霖先生向来是对同学的事漠不关心的，那一次对主张不复课的同学冷嘲了几句”。抗战初期，陈寅恪在联大任教，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未能去牛津大学讲学，先后到广州、成都。所以这本《联大八年》看不到陈寅恪的身影。
从后来的史料来看，西南联大反对独裁、争取和平的“一二・一运动”，是联大师生共同的政治立场，但从这本书教授的立场来看，大多数联大教授是赞成学生复课的。当然，要求惩治杀害联大学子的凶手，是联大师生共同的底线。
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晚年陈寅恪与向达晤谈论学，成为两人生命中一抹亮色。我一直想了解向达的生平和学术，《向达学记》的出版让我得偿夙愿。而《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卞僧慧纂，中华书局2010年4月出版）也是令人期待的书。1964年向达自费到广州访问陈寅恪，在年谱中只有一条，引萧良琼《向达》文。
读《向达学记》和《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我最关注的是两位史学家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教学。向达于1939年秋天到达昆明，担任联大历史系教授，讲授中西交通史、印度通史、中印关系史等课程，并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专任导师。此时，陈寅恪也在联大任教，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组导师。陈寅恪与汪?、向达与阎文儒，这样的名师高徒，始于联大时期的北大文科研究所。《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中有大量翔实的资料，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和弟子之间的学术传承、论学笔记以及在日寇飞机轰炸下弦歌不辍的生活细节。向达和陈寅恪一样，在西南联大实际执教的时间并不是很长，1942年开始，向达两次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在敦煌进行考察研究、抄写经卷，考古发掘。1945年，抗战胜利后，向达返回联大执教。
在《联大八年》中，可以看到联大学生对向达教授的评价：“先生是一位踏实的工作者，引证多，不愿意随便下结论。历史系教授，曾在敦煌石室作过多年的考古，研究中西交通史，已有世界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不信的话，你可以看看他译的《甘地自传》，前面的一篇序文把向先生的爱国热情流露无遗。”
“爱国者”向达的历史命运令人扼腕叹息。上世纪50年代，一份政治思想情况的材料中对向达作了如下评语：“富于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向达“为人憨直，是非分明”，对一系列政治运动表示不理解，先是在1957年被打为右派，后在“文革”爆发的1966年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困境中，还暗中嘱咐友人“不必耿耿”，将如“凤凰涅?，获得新生”。但这位“精力过人，学识丰富”的铁汉，未能度过“文革”劫难。“天意从来高难问”，向达去世时，向天悲叹：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晚年陈寅恪的遭遇，《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有详细描述，这本书特意编陈寅恪后谱，述及陈寅恪的身后事。是否可以这样说，终生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病逝，标志着西南联大的精神成为绝响。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西南联大的教育奇迹是由师生共同缔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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